教育能否让我们更健康——基于2010年中国综合社会调查的城乡比较分析

　　原载《中国社会科学》2014年第5期

　　摘要：现代社会，教育成就对个体生活的影响不仅体现为劳动力市场上的经济回报，还体现为诸多“非物质性回报”。基于中国综合社会调查2010年的全国数据，对城乡之间教育成就健康回报的差异及其中介因素的分析结果显示：教育对城乡居民健康都具有正向回报，但农村与城市居民在义务教育与高中教育不同阶段所体现出的健康回报有所不同，这或可归因于城乡之间义务教育质量上的差距。因此，普及农村高中教育以及在教育“质量”而非单纯“数量”上进一步促进“城乡一体化”应成为相关教育政策的题中之义。

　　关键词：教育成就；健康水平；经济地位；健康习惯；人力资本

　　作者胡安宁，社会学博士，复旦大学社会学系副教授（上海200433）。

　　本研究得到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研究青年基金项目“当代中国教育成就对健康状况的影响”（13YJC840014）、教育部哲学社会科学重大课题攻关项目“我国目前社会阶层状况研究”（08JZD0024）、复旦大学“985工程”三期整体推进社会科学研究项目（2011SHKXZD008）的资助。本文初稿曾在2013年上海市社会学年会、中国社会学学会社会分层与流动专业委员会与复旦大学社会学系联合举办的“2013社会分层与流动研究冬季论坛”上宣读。感谢上述会议评议专家、其他参会者及匿名审稿人的建议或评论。

　　一、引言

　　教育成就会对现代社会个体生活的诸多方面产生巨大影响，因而代表了一种重要的自致性社会身份。①长期以来，针对教育成就的社会科学研究主要关注“物质性的”回报，考察人们如何通过教育来提升诸如收入水平、职业地位等劳动力市场报偿。然而，经济上的物质回报并不能解释教育成就在现代社会中对个体生活的全部影响，除了劳动力市场上的物质性报偿，教育也能够在“非物质性的”层面上回报个体。其中，教育过程如何显著影响个人健康水平已成为近十几年教育社会学、健康社会学以及公共卫生等学科共同关注的议题之一。①

　　但迄今，绝大多数对教育健康回报的研究是在西方社会中开展的。相较而言，这一领域对以中国为代表的发展中国家的关注程度还很低。此外，城乡差异是研究中国教育健康回报不可避免的问题。教育机会、教育质量等方面的巨大差别，很可能影响教育成就和健康水平之间的内在关系。鉴于此，本研究的分析重点主要放在教育健康回报的城乡比较上，展现城乡居民各自“独特”的教育——健康模式，以提供借鉴信息。②

　　苏联以及东欧国家的研究表明，计划经济时代个体的健康水平依赖于国家集体性力量的干预，而在国家干预力量逐渐淡化的市场经济时代，人们的健康状况则更多依赖于个体自身的能动性（如积极向上的生活态度、健康的生活习惯等）。③这些能够促进个体健康的能动因素都和个人的教育背景息息相关。④那么，在改革开放逐渐深化的今天，中国城乡居民是否也能够通过诸如学校教育这样的“社会机制”来培养和推广有益个体健康的能动要素，从而进一步提升整体人口健康水平？本研究分析了城乡居民的教育成就通过何种中介因素来影响健康。这种以“机制”为导向的研究，其政策价值在于，如果教育成就的健康促进作用以及相关的中介因素在城乡之间呈现巨大差异，相关的教育普及政策就不能采取城乡同质的方式，而应根据城乡特有的沟通教育成就与健康水平的中介因素来优化政策着力点，以保证相关政策社会成效的最大化。

　　本研究所关注的教育阶段包括义务教育和高中教育，主要出于两个考虑：一方面，本研究分析的重点是城乡之间教育健康回报的差异，因此，选取的教育阶段需在城乡都有一定普及性。由于中国绝大部分高等教育机构都集中于城市地区，且农村高中毕业生入读大学时都要经历城乡身份的转换，因此分析农村大学教育的健康回报本身并没有太大意义。此外，针对中国城市地区高等教育的健康回报已有专文探讨。①另一方面，个体在教育过程中所塑造的有益健康的态度、生活习惯更多发生在个人生命历程的成型阶段。这一阶段大致对应于中国正规学校教育的中学时期。

　　因此，考察高中教育以及之前的义务教育阶段更能凸显教育成就与健康水平之间的联系及其中介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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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六、结论与讨论

　　在现代社会，教育成就对个体生活的影响不仅体现为劳动力市场上的经济回报，还体现在各种各样的“非物质性回报”上。本研究通过分析中国综合社会调查2010年的数据，探讨了当代中国教育健康回报在城乡间的异质性特征及其中介因素。在用广义倾向值加权方法处理选择性误差后，发现：（1）相比没有接受过正式教育的个体，接受过义务教育的城市居民可以通过提升诸如自我控制能力以及生活目标感等非物质性人力资本来提高其健康水平，但同等义务教育水平的农村居民却没有体现出更高的自我健康评价。（2）相比于没有接受过正式教育的个体，接受过高中教育的城乡居民可以通过提升收入水平以及非物质性人力资本来提高其自我健康评价，且农村居民中的教育健康提升效果高于城市居民。（3）进一步的研究表明，农村与城市居民在义务教育与高中教育不同阶段所体现出的健康回报差异或可归因于城乡之间义务教育质量上的差距，这种差距促使农村居民需要通过接受更多的教育才能显著发挥出教育成就的健康促进效果。

　　本研究的现实意义如下。首先，虽然到目前为止，城乡义务教育入学比例已无显著差异，但这种数量上的接近并不能消除中国社会城乡之间在教育质量上的差距。这种质量差异的后果不仅是经济意义上的，也是公共健康意义上的。正如本研究所示，义务教育质量的城乡差异会带来健康回报上的城乡差距。因此，在教学“质量”而非单纯“数量”上进一步促进“城乡一体化”应成为相关教育政策的题中之义。

　　其次，高中教育的普及对于提升农村居民的健康水平具有重要促进作用。根据本研究发现，农村居民逐渐积累的教育成就只有到了超越义务教育之后的高中教育阶段才能展现出显著的健康促进效果。在当代中国城乡一体化建设的大背景下，农村地区的高中普及对于提高中国社会整体的人口健康状况具有积极作用。最后，教育之于当代国人，不仅是提供一个平台以培养其在劳动力市场上谋生的技能，而且是一个提升个体综合素质的过程。正如本研究所发现的，高中教育健康促进作用的中介因素既包括能提高收入水平的物质性人力资本，也包括个人自控能力以及目标感等非物质性人力资本。而城市居民的义务教育阶段甚至完全通过非物质性人力资本来提高个体健康自评。因此，教育评价应采取综合性的视角，而非单纯关注某阶段的教育及经济收益。这对于全面评价当代中国的教育体系具有重要启示意义。同时，教育的健康回报效果也从某个角度反驳了“新读书无用论”。①

　　本项研究也留下一些未尽的议题。例如，虽然很多理论均指出个体的教育成就能够培养个体健康的生活习惯，但本研究却没有发现健康生活习惯对教育—健康之间关系的显著性中介效果。对其原因，还无法通过现有的数据进行解答。但一个可能的解释是：目前中国无论城市地区还是农村地区都无一例外地受到应试教育影响，这种影响涉及义务教育和高中教育各个阶段。由于体育锻炼或其他有益健康的生活习惯的培养并没有完全纳入这一考试升学体系中，因此很多中小学会通过压缩体育课的时间来变相提高应试课程的培训时间，从而削弱了学校教育健康生活习惯的培养功能。对此，已有学者开始探索并初步证实应试教育的这一负面效果。②本研究的经验分析亦存局限。如，研究中采用的因变量是一个综合性的自我健康评估得分，其中或多或少会受到个体主观判断的影响。此外，2010年中国社会调查的数据是一个截面数据。为了进一步探究教育与健康之间的历时性效果以及潜在的年龄、时期和同期群差异，追踪数据将是不可或缺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