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张明澍调查的几个问题

　　一、左中右的标准和调查

　　张明树在于新京报记者对话中谈到；“调查中有一些问题问到了人们对于西方化的看法。可以根据对西方化抵制、赞成，或者不完全抵制也不完全赞成，按照我们比较习惯的说法，把人们的立场划分为左中右。调查结果出来之后，出乎意料的地方，第一是左的比例比较大，第二是右的比例相当低（左的比例是38%，中间的是51%），”如果以人们对西方化的态度和立场来划分中国的左中右，这符合中国现实中的左中右的实质吗？我不知道张名澍的西方化的具体内容是什么？在像中国这样有悠久历史传统的大国，有38%的人抵制西方化并不奇怪，但不能因此就得出这38%都是属于左的，因为我们知道中国的儒家为主的传统学派如新儒家等也是抵制西方化，而且这与年龄越大，文化程度越低，而传统的影响也就越大，而抵制西方化的人也就越多，这也与张明澍所说的两个转折点即高中转折点和60后转折点是相吻合的，这就说明，这些抵制西方化的人并不等于都是属于中国现实语境中的“左”同样也不能认为那些既不完全抵制也不完全赞成就是中，因为这样，像吴敬琏这样被左派认为是右派的人和司马南这样被右派认为左派的人都有可能是中间派。所以这种以对西方化泰德立场来划分中国现实的左中右显然是不准确的。

 　　如果换一种分法，如以对中国现在的改革的态度立场来划分即；认为现在的这场改革是走资本主义，必须改回去，重走毛泽东的路，为左派，以保持现状或和现在的中央的政策路线保持一致，为中。认为改革还必须继续深化，尤其是政治体制改革，最终要在中国实行类似西方的宪政民主体制的，为右。如此调查，那么张敏澍所调查的左还有那么多吗？

　　二。实质和内容与形式和程序的问题

　　张明澍谈到；“我们曾把程序民主和实质民主分开提问。下面两个说法你觉得哪个更重要：第一，党和国家领导人是由有规律的选举产生；第二，党和国家领导人在作决策的时候，时时刻刻想到人民的利益？这二者是必须择一的。结果发现，80%的人都说，程序并不重要，重要的是实质。”天哪，这问题能够这样问的吗？一个是领导人是如何产生的，一个是领导人是如何决策的，这两个问题能够二选一吗？当然如果一定要选，那么结果当然是实质更为重要，我想连美国人也是这样认为的。这好比，有人在问，你是要取一个老婆呢还是要你的老婆为你生一个孩子？如此二选一，你将如何选？

 　　民主究竟是什么？按照张明澍上述的问卷，民主的实质内容竟然变成领导人做决策的时候，时时刻刻想着人民的利益，即便如此，时刻想着人民的利益就能保证决策的正确了吗？如此那么文革就是当时领导人民主的结果了，同样即使领导人是由有规律选举产生的，也不等于这个有规律是民主的程序啊？伊拉克，萨达姆不也是有规律的一次又一次得到百分之百的选票产生的吗？而我们的各级领导人不也是由有规律的选举产生的吗？不是不断的选出一个又一个贪官吗？从这一点来说实质当然比程序更为重要。

  　民主选举的程序是什么？我们知道现代的民主选举应该是一个公开、透明，公平、公正充分保证和尊重公民个人选择自由的有竞争的选举，这个公开，透明，公平公正保证和尊重公民个人选择自由的制度和规则就构成了民主的程序这也是民主的实质内容。离开了这些规则和制度，那么民主的内容还有什么？就选举而言，民主是一个如何产生领导人的程序，而不是什么领导人决策的程序。

 　　我们还认为民主不仅仅是一个选举问题，而是一个保障公民自由和权利的手段或制度，正是因为如此，才有张明澍调查中这样的结果：如认可“民主就是一个国家要定期举行选举，并且通过几个政党竞争选出国家领导人”的受调查者,仅占样本总量的15.3%。但有67.1%的受调查者对政治参与持肯定态度，“这样的结果是在正常不过了，因为这里张明澍将民主仅局限于国家的定期举行选举，如此认可的人当然不多，但我们注意到有67.1%的受调查者对政治参与持肯定态度，而选举权和被选举权是公民的政治权利之一。如果我们将民主认为是公民参与政治的权利，那么认可民主的人就大的多了。这里问题的关键是张明澍将选举与公民的政治参与权的分离，而前者恰恰是后者的一个组成部分。

 　　如此，我以为张明澍的调查还具有科学性吗？

　　三、解决腐败和监督政府与保障公民自由和权力的问题

　　张明澍在他的调查中发现被调查者认为”解决腐败和群众监督政府的问题优于保障公民的权利和自由“这个结论使我更加的迷惑，这是可以分开的吗》难道群众监督政府不是公民的权利和自由之一吗？难道不需要保障公民自由和权利的权力能解决腐败吗？难道权利和自由不受保障的群众能够监督政府吗？我不知道张明澍是如何得出这样的结论，是那些被调查者不知道自身的自由和权利是什么？还是张明澍本人不清楚？

　　四、五个分开

　　张明澍谈到他总结出的五个特点;第一，中国人想要的，德治优于法治，信赖人多于信赖制度。第二，重视实质和内容，超过重视形式和程序。第三，解决腐败和监督政府，优先于保障公民的自由和权利。第四，协商优先于表决。第五，中国的民主而不是外国的民主。这五个特点我们是否可以认为他的调查也采取了五个分开；1、德治与法治的分开，2、实质和内容与形式和程序的分开，3、解决腐败和监督政府与保障公民自由和权利的分开。4、协商和表决的分开，5、中国民主与外国民主的分开。在此基础上要求被调查者做二选一的抉择。然而这五点是能够分开的，做非此即彼的选择吗？例如我们知道在现代民主法治的社会里，对领导人的道德要求是高于一般人的，我们常常看到一些领导人常常因为一点点道德的瑕疵而被迫辞职，因此即使在西方社会伦理主义政治文化也是非常重要的，这并不与法治对立。如果于中国有什么不同的话，那可能是中国人认为那些官员或领导者理所当然的比一般人的道德来的高，所以才有德治优于法治，信赖人多于信赖制度。但我不认为中国人会有这样的看法，特别是今天的中国人。此外，协商和表决是一个不同范畴的问题，协商是一个讨论的过程，而表决是一个决策的过程。协商的结果往往是是通过表决来实现的，这两者本来就是互补的关系又如何能非此即彼呢？

 　　由此可见，张明澍那五个特点是不成立的，是一个强行将同一个问题分开，强行的来一个非此即彼的结果。这样的结论是非科学的，没有实际意义。

 　　关于张明澍的那本书我还没有读过，所以也不知道他的调查的30个问题究竟是什么，上述的看法仅是从他与媒体记者对话中得出的，也许看了他的原著，会有不同的看法，但至少在他和记者的对话中，可以看出，他对左中右的表述和对民主的看法是混乱。因此他的调查报告的科学性是至少值得商榷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