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公共事务与地理治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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谢双龙：“土豪治乡”模式的奇妙之处
时间：2014-04-21 作者：管理员 来源：网络转载 查看：84 评论：0
林耀华先生的《金翼》是本体例独特的好书。是小说，但篇幅短小精悍，对话甚至都很少见。是社会学研究的专著，但可读性甚至超过畅销小说。“金翼”是小说主人公之一黄东林的大宅的名字，这部仅两百多面的白描式小说，刻画出清末明初福建古田县湖口镇两个紧密联系的家族的兴衰，内容涵盖贸易、船运、耕作、吏治、武力、嫁娶、丧葬、家规、教育、仲裁等各方各面，是了解那个时期沿海经济和社会的重要材料。
黄东林本是贫农出身，起初不事正业，在镇上的茶馆瞎混，兼卖花生。花生卖了几年，渐渐有了点积蓄，又恰逢姐夫张芬州拉拢，于是两人合伙在镇上开了间店铺。姐夫是医生，店铺既是诊所，卖药卖酒，也兼卖鱼、米。而东林起初则驻扎省城福州，负责进货、船运、钱庄交结等事宜。几年下来，多方历练。而店铺生意日隆，东林也成家、起厝、买地，两人逐渐富甲一方。但风云不测，本来境况类似的两家人在接下来的几十年却际遇悬殊。东林的生意几经曲折，但总能化险为夷，而他的四个孩子皆有成就，尤其是三哥（大儿子），自小入教会学校，而后以牧师的身份到美国留学多年，学成后回国任职教授，还参与了国民政府部署抗日的秘密会议。而姐夫芬州因为一个儿子的英年早逝，一蹶不振，先是从店铺退休，而后实在无聊又回到店铺，却发现已经被架空，不久郁郁而终。他的儿子们却不成气候，先是从店铺撤资和他人合伙开新店面，却发现合伙人是个骗子。资产被骗得七七八八之后，那个骗子合伙人竟然落草为寇，成为势力惊人的土匪，甚至一度洗劫了整个张家村。芬州的后人要么被劫杀要么病死，最后只剩下一座空空的大宅。这些原不过是中国传统家族的寻常故事，但从中却可以看到很多东西。于我而言，最感兴趣的一点，是透过这些人物的起起落落，我们得以一窥当时的农村社会是如何通过士绅阶层的自组织，开展正常的商业活动的。在清末，由于政局纷乱、国运衰败，这种沿海的偏僻村落，除了税赋，基本是没有政府的干预的。官府只收税，收税过程中往往还会受到族人团结而一致的抵抗。收税之后大概也没有什么公共工程，学校是私立的，诊所是自家开的，路面的维护也是各家商号凑钱解决的。以东林的店铺所在的湖口镇为例，公共事务的协调都交由商会解决。商会是各家商号自发组织而成的行业公会，其功能一方面是互通有无，交流讯息，另一方面则是约束少数商家的不法行为。此外，商会还负责镇上的节日庆典、游行等事宜，以及为官府代收税款。商会会长由各家商号的东家轮流担任，但实际上像东林这样德高望重的商家会有更多的话事权。商会和政府机构不同，这本书虽没有提及入会的条件和不入会的后果，但比照同年代其它地区的情况，会发现商会是一种自愿的基础上组织起来的团体。我在另一篇文章《七兑票》里提到过，要加入当时汕头的汇兑公会，需有大量资金作保，而如果选择不入会（当然也可以），其发行的七兑票就会被行业公会视为杂币，不予承认。对于商家而言，加入行业公会，虽然要付出相应的代价，履行相应的义务，但益处也是显而易见的。在湖口镇这样的贸易中转站，商业活动异常繁杂，比如镇上和省城福州往返的货船，由于运费不便宜且船只不多，如何装货物，如何出行都要经由仔细的安排和协调，而这样的工作，是通过商会及其下属机构来决定的。没有加入的商家，往往会在这样交错复杂的经济活动中处于孤立地位。而且，被商会排除在外的商家，其信誉还要打一个问号。这也正是商会这样的自组织机构的奇妙之处。它不像政府机构一样，强迫你必须履行义务（比如，交税修路、提交产品送检等等），而是通过一种习俗的制约，来引导商家向善。比如说，如果你愿意加入商会，并且在节日游行这种“非盈利”的事务中出一份力，则有可能在船运方面获得更有利自己的安排。商会的这种性质，在避免了“公地悲剧”的同时，也确保了它能有效地集聚力量。商会作为一个整体，在经济活动中发挥着重要的作用，也使得一般商家无力承担的大型工程成为可能。比如湖口镇所在的古田县在省城福州建有古田会馆。会馆具有客栈的功能，为在古田的福州商人提供短期或长期的住宿；另一方面，会馆也是同乡商人的议事场所，有的会馆甚至还有办公隔间，出租给商人开公司，类似于现代的写字楼。小说里面的五哥担任船运公司的总经理时，就是在古田会馆租赁办公室。与此同时，商会作为一个经济团体，其在政治上的影响力也不可小觑。《金翼》里面有一幕，是一个叫香凯的青年因卷入军阀的派系纷争而被捕，这时候镇上的商会马上派出代表参加**团，争取释放香凯。而最后**活动不仅大获成功，这些乡绅代表还连续几日受到了驻军代表的款待。清末民初这样的乱世，土匪猖獗，而政府往往无暇顾及地方的安保，甚至会鼓励地方力量组织武装自卫。组建自卫队的工作也由商会完成。在湖口镇，这样的自卫队由20多人组成，每间店铺出一人一枪，而首领则常常由那些较为出名的地方无赖担任。而一些大商人也会自建自卫队，以看管店铺、押送货物，这一类私人的自卫队也会或多或少地负责保护周边居民。其实不仅仅是商会，这种传统的农村本质上都是一个半自愿基础上的自组织。修建乡村的公路往往无利可图，但富甲一方的商人如黄东林，愿意掏出一部分钱，其原因不仅仅是因为自己会用到，还因为这样的善行会增加自己的声誉，带来满足感，也带来了潜在的利益。而与此同时，这种乡绅出钱的公共工程，也能够在一定程度上避免腐败。小说中提到修建汽车公路时，筑路工人以政府当局的代表自居，要求村民提供补给并威胁没收田地。双方因此起了冲突，而最终以监工被撤职而收场，这其中的主要原因，正是因为东林是出资筑路的主要股东。这种自组织背后的中坚力量，正是传说中的“土豪”。新时代的土豪，有钱，但可能品味稍有欠缺，也不一定会抱团。而传统社会下的土豪，往往是一乡一县的行业翘楚，比如像黄东林这样的商人、三哥这样的在教会学校任职的老师、悬壶济世的郎中、德高望重的族长等等。这些人团结乡人，一呼百应，合力做事，在政府缺席的乡村社会，维护着社会秩序，并依据儒家典籍和世俗陈规，构建起基本的道德标准。他们也是某种程度上的“司法机构”，负责仲裁乡民之间的纠纷。比如兄弟分家往往不会诉诸法律，而是请一位双方都认可的仲裁人，来裁夺财产的划分。这种“土豪治乡”的模式的好处在于，它不像政府机构，本质上并不（全）是强迫，理论上仍存在着不遵守这一套秩序的可能性（比如远走他乡）。而这种非强迫的成分，使得土豪们实际上面临竞争，从而有动力去维持一个公正的秩序，以提高自己的威望。他们也明白，大量的公共事务其实也有利于自身的利益。土豪对公共事务的介入程度，往往与他本身的成就高度相关。一旦落魄，声望和号召力也随之消失。说起来，这是一个竞争激烈的系统：能为自己赚钱也为别人赚钱的人才能胜出。可惜，湖口镇这种土豪模式，被30年代的共党入闽和稍后的日军入侵摧毁得七零八落。故事的最后，黄东林失去了几乎所有的产业，在烈日下重新拿起了锄头。这是一个心酸的隐喻。此后中共建制，打土豪分土地，更是将这种传统秩序完全击碎。土豪没有了，也就没有了抵抗政府的力量。今天的农村，政府的影子无处不在，而乡民无法组成共同体，在征地、拆迁这些事情上只能任人宰割。即便是78年之后市场重新打开，这种土豪的传统，再也没有恢复起来。我朝以结社起家，深谙这种自组织的潜在威力，因此对商会这一类的民间组织尤为警惕。别说商会了，在我家乡潮州，甚至连营老爷这一类的民俗活动，在二十年前都会因为“封建迷信”被公安扫荡。当然了，形势比人强。政府现在发现，这一种看起来人畜无害的民间活动，可以是粉饰太平的维稳利器，因此又高调放行并且参与其中。今年，自1949年后就中断的青龙庙会恢复举办，大概是这种变化的最好注脚。土豪要么消失，要么没有任何话语权，而只能听从政府的安排。但看起来大家都拍手叫好，说政府又做了一件好事。只能说时代不同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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