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众表达行动的演进及其政策意义———以G县企业军转干部连续七年的上访事件为例

民众表达行动的演进及其政策意义

———以G县企业军转干部连续七年的上访事件为例*

（南京大学 公共事务与地方治理研究中心）

本文主体内容曾发表于 《北京行政学院学报》2012年第5期。

内容摘要：军转干部作为不同于农民的“特殊群体”，但与后者的表达行动十分相近。在行动之前，往往选择沉默或“和平性行动”；然后，选择 “施压性行动”；最后，走向“合法合理性行动”。军转干部何以起而表达并持续行动，可以从“结构”、“动员”与“文化”的综合模型得到解释。他们的行动是与现行体制及其价值取向一致的，并非反体制、反社会，因此并不足畏、也不必畏。他们的行动并没有产生诸如骚乱之类的严重后果，相反出现了理性化转型。其中，除了行动者个人尤其是其组织的自我约束因素外，更重要是因为政府学习能力的快速提升。确立动态的稳定观，将民众的日常表达行为及其组织正式立法，乃是谋求社会政治稳定的应有选择。

关键词：军转干部  表达行动  组织动员  政府能力

2000年的7月的一个炎热下午，在家乘凉的王发坚[①]接到一个从N省打来的电话。这个电话不仅打乱了王发坚平静的生活，更成为改变王发坚日后生活、并影响他所在县军转干部上访形势的重要转折。

打电话的是他在部队服役时的老战友安福临。安福临是N省X县人，和王发坚一样，1987年被分配到一家企业单位，也早已退休，但发不上工资。安福临问王发坚过的怎么样。王发坚说厂里职工工资发不出，自己家的生活也很困难，每个月基本上是靠两个儿子的工资维持生活。可是两个儿子也刚刚大学毕业没几年，没有什么积蓄，再说他们自己也要娶妻生子，因此，不想老用他们的钱。

安福临听了，便说：“你们那里怎么不上访？我们这里的军转干部生活也很困难。你看看我家，去年我老伴得了脑血栓，几乎把家里的钱都花光了，闺女上大学都拿的贷款，现在都还不上，住的房子早就破的不成样子了，可是也没钱翻盖新的。不光我一家，我们这些老干部都差不多，都退休那么多年了，没人拿过一分钱补贴，企业说没钱，政府更加不管。其实我们这些企业军转干部的转业待遇国家都有明文规定的，我以前也不知道，后来看了文件，大家情绪都很激动，闹着要去上访，不然这日子没法过了。”

经此鼓励，G县企业军转干部开始上访，并持续至今达七年之久。G县地处J省南部，全县总面积1041平方公里，辖18个乡镇、245个村（居），72.7万人。据统计，军转干部群体上访曾占该县上访案件的大头，2000-2002年占近60%，其调解率和解决率不高。2003-2006年，该类人员上访所占的比率仍达全县上访案件总量的85%，但与此前不同的是，其中多数得到了比较满意的解决，越级上访次数少、规模小，社会秩序呈现良好的趋势。从2003年到2006年，该县在全省创建平安地区活动中获得“社会治安安全县”的称号，并连续三年获此奖励。

这里所指的“企业军转干部”，是一个从1949年10月1日以后参军、2000年12月31日前转业分配到企业的退役军官群体。数年来，在对多个省（市）的非正式调查中，笔者了解到：自进入新世纪以来，军转干部的上访问题已成为困扰多个地方政府的头痛问题。但很奇怪的是，这部分“特殊人群”的上访事件似尚未进入研究者的案头。截止2007年2月，在百度和GOOGLE以“军转干部+上访”为关键词进行检索，发现甚多来自军转干部撰写的网络文章或地方政府的工作总结、报道。[②]在学术期刊网《中国知网》以相同关键词进行全文检索，仅有11文涉及此问题，但多为工作研究性报告，且均是“点到为止”，并无专文讨论之。为此，笔者怀着极大的好奇与兴趣，借助与G县军转干部上访头人有特殊关系的便利，全面调查其上访历程，并向当地政府部门调查、佐证相关事实。

本文旨在以G县七年来企业军转干部的上访事件为中心，讨论当今中国民众表达行动的成长特点、背景及其影响等深层问题。笔者将首先借用人类学民族志的深描方法，较为详细地描述上访事件的演进状况，然后，分析和讨论三个问题：民众表达行动是如何成长并持续的？它们为什么会发生并持续？应当如何看待诸如集体上访之类的民众组织行动？最后，进一步探讨本案例所蕴涵的政策含义。

迄今在对国内民众表达行动的研究中，多数属于横切面的研究，难以看出民众表达行动的演变与成长状况。不过，在对农民表达行动日益深入的研究中，一些学者已关注到行动方式的历时性变化。李连江与欧博文（1997）提出部分农民在走向“依法抗争”，于建嵘（2003）则以为农民在“以法抗争”。肖唐镖的研究（2003）表明：近20多年来农民表达已从“和平的沟通性行动”走向“施压的迫逼性行动”和“施暴的抗争性行动”。但细究起来，他们所指出的这些行动变化特征，都是以一定区域、非特定的农民群体为分析对象，未必能真正反映农民行动的成长过程。

应星（2003）的《大河移民上访的故事》、叶凯与肖唐镖（2005）对“厂民关系”的研究，则分别以一个村的农民群体为对象，通过长时段的考察，分析了农民行动的阶段性变化。应星的研究表明，移民在20多年的上访行动中，先后经历了从上访到闹事、再到策略性抗拒的演变。叶凯与肖唐镖的研究显示，在解决被企业侵权的问题中，村民最初是以被动的依附心态、向村组织和村干部求助（协商），继而向厂里求助（个人接触），最后便自主行动起来，以高度组织的集体上访和闹事方式逼迫企业来解决问题。本文的分析样本与他们的研究有着共同的特点，即对同一个具体的群体——如G县企业军转干部的历时性考察。

那么，G县企业军转干部的表达行动经历了怎样的成长过程？有什么特点呢？

对中国民众表达行动进而社会政治稳定的理解，学者们主要是从国家与社会、政府与民众的关系而展开。这表现为两个角度的选择：一个是民众的角度，一个是政府或国家的角度。（参见肖唐镖的综述，2005）实际上，这些解释与西方学者对社会运动与冲突的理论解说大体相近。西方学界主要有三种理论解说，即“制度结构论”、“理性论”与“文化论”（Doug McAdam、Sidney Tarrow and Charles Tilly,2006）。制度结构论，如亨廷顿（1988）在分析政治不稳定中对“政治制度化”的强调。理性论的解释，如米格代尔（1996）在对第三世界农民行动研究中对作为决定性因素——利益因素的解释。文化论则强调诸如阶级意识、权利意识、生存伦理等社会建构因素对民众行动的影响，如斯科特（2001）以生存伦理解释东南亚农民的反叛行为。

应当说，上述解释从不同的侧面揭示了民众表达行动的理由，正所谓“横看成岭侧成峰”，但均只有其“片面的”合理性。为此，一些学者已试图进行综合性的理论解说。如Doug McAdam、Sidney Tarrow and Charles Tilly（2006）将“政治机会”、“动员结构”与“架构（建构）过程”，即结构、动员与文化整合起来。华裔学者赵鼎新则认为，影响和决定社会运动产生和发展的宏观结构因素可以概括为以下三个：变迁、结构、话语（赵鼎新，2006:297-306）。还有学者认为，民众集体行动发生的可能性主要取决于三个影响因素：怨恨的生产和解释、积极分子及其组织能力、潜在参与者的选择模型（刘能，2004）。

对本研究案例而言，军转干部何以起而表达并持续行动？

一、上访的起步

1．困难的生活

在电话中，王发坚与老战友谈到了自己的生活状况。1995年，王发坚所在的G县木材公司因为经营不善，企业资金亏空，被迫停产。担任总经理的王发坚把自己家花了6万多元买的桑塔纳轿车卖了，来抵公司的亏空。公司的木材堆积在公司后面的大场上卖不出去，整个公司的214名职工发不出工资。

没了生意，王发坚只能离开工作了8年的公司，回家过上了没有一分钱工资、没有一分钱待遇的日子。但两个儿子要上大学，自己在G县纺织厂工作的爱人也在1993年下岗了，生活已越来越窘迫。因为舍不得花钱吃自来水，王便在自家的前院挖了一个水井，洗衣服、做饭都用的是井水。王还在屋后垦出7分地，种些蔬菜、水果，以省下开支。

1987年从N军区分配到G县木材公司以后，虽然王发坚先后担任公司业务股的副股长，后至副经理、总经理，但因为自己在部队服役时担任的是副营职干事，所以在木材公司工资一直按照副科级待遇来发。现在，公司停产了，工作没了，工资都发不出来，待遇就更不用说了。

和他一样，G县其他许多企业军转老干部的生活大都陷入了困境。据G县企业军转干部办公室统计，G县现有军转干部156名，他们多是年过半百的老人，年龄最大者达78岁，年龄最小的也有50岁，90%处于退休状态。他们曾分布在G县各行各业的部门：物资部门，如木材公司、建材公司、粮食管理所等；经管部门，如化肥厂、压轴机厂等；商业部门，如供销社、百货公司等。这些企业大多在九十年代中期就都处于倒闭、半倒闭状态。如G县木材公司于1995年倒闭，粮食管理所于1994年倒闭，压轴机厂在1996年倒闭等。

当初被分配到这些企业的军转干部，企业效益好的，还能拿到些补助。其余的，跟王发坚一样，拿不到一分工资，仅靠家里以前的积蓄或儿女们的赡养费，过着省吃俭用的生活。对于年龄偏高的老干部，最大的担心莫过于自己的身体，一旦身体出了毛病，就要大笔开销。一些老干部生病了，因为没有钱，就只能拖着。可是，企业倒闭后不仅发不出工资，政府甚至也没有发一丁点的医疗保险金。手头宽裕的、子女多的军转干部还可以筹钱治一治，生活困难的，干脆就放弃治疗。

家住在新华南路的老干部田文明，1998年得了肝癌，虽然发现的时候尚是早期，可苦于没有钱治病，一直拖到晚期。最后，全身疼痛难忍，但是连打止痛针的钱都没有，在床上挣扎了2个多月，去世时体重只有70多斤。

其他很多生活困难的老干部和田文明一样，有着共同的无人可诉的痛苦。他们生怕自己得了什么大病，花不起钱就只能眼睁睁地等死。

那些在劳动局办理退休手续的老干部曾去G县劳动局要退休工资。可劳动局的人说：“你们虽然是在我们这里办的退休手续，可是你们这些军转干部是归人事局管，我们这里不负责。”而到了人事局后，答复却是：“你们是归我们管，可你们是在劳动局办理的退休手续，应该按照企业退休工人的退休标准发工资，公司停产发不出工资，你们应该去找劳动局，不是我们。”老干部不知道该到哪里要钱来维持自己的生活。企业早就倒闭了，别说以前国家干部的待遇没有了，就连企业正常退休职工的工资也发不上。老干部们有时候碰在了一起，也就只能发发牢骚。

苦于无法通过正常的渠道来表达自己的利益，日益贫困的生活让G县的军转老干部群体就像一个充满气的大气罐。一方面，怨气和矛盾不断地注入气罐；另一方面，却没有适当的泄气阀能缓解这些积聚起的气压。因此，一旦触发机制产生，罐子随时就有爆炸的可能。

老战友千里之外的那个电话，无疑将点燃这个已被充满燃气的气罐，一场持续爆炸即将来临。

2．学习与联络

在电话中听到老战友对上访的鼓动，王发坚当即说道：“我不太了解国家这些政策，再说我们这里的许多老干部也找过政府，可政府没有搭理我们。”

安福临说：“这样吧，我把那些文件复印件寄给你，这些你都得保存好了，你自己看看，我看有必要上访，不然生活成问题啊。”

五天后，王发坚收到了信件。这是王发坚第一次真真切切的看到党中央、国务院关于落实企业军转干部待遇政策的文件。在认真研读了国家关于企业军转干部的转业待遇政策后，王发坚决定像安福临说的那样也去上访。不过，虽然有老战友的鼓励，可是他心里还是忐忑不安。G县军转干部从没有上过访，他也不想做这第一个，可是紧迫的生活状况还是让他下定了决心。

可怎么上访又让他觉得很为难。自己一个人去肯定没有用，前几年自己也找过人事局、企业军转干部办公室，可是那些人基本都是不给接待，接待了也没有个说法，更别说补贴工资了。

于是，2000年8月的一个下午，王发坚联系了其他5个在木材公司的军转老干部，把自己想要上访的想法告诉了他们。他们有的很激动，唐石文说道：“早就应该这样了，我们是国家军队的老干部，以前是响应国家号召才到的企业，我们的身份可是国家干部，现在我们退休了，凭啥连退休工资都不发了，政府早就应该对我们负责了，我双手赞成去上访！”

另外几个却有他们自己的顾虑。赵福说：“我们又不是没找过政府，可是政府不接待我们，我投了多少封信在信访局的信箱，可是过了那么长时间也没有给我回信，更别说给个说法。”张**也摇头，说道：“我上个月还给那个信访热线打了个电话，本来是想跟他们反映那个企业军转干部办公室对我们的要求不闻不问这个事，我当时在电话里还要求政府解决我的退休工资的事。我说，如果迟迟不解决，就告到县委书记那里去。可是第二天就有企业军转办公室的人去我家找我，警告我以后说话做事小心点，弄得我们一家人那段时间都紧张的不敢出门。”

看到既有反对也有赞成的声音，最后王发坚拍板：“大家听我说说。我们都是从军队里出来的，我们到企业也是国家号召的。国家要我们服务大局，我们同意了。国家要我们服从分配，我们也同意了。可是，我们老了，国家却不管我们的生活，这点我们不同意。我们为国家可以说是献出了一辈子，可是到头来连自己的温饱都解决不了，怎么对自己交待，怎么对子女交待。所以我们一定要上访，把待遇争回来。”那些心存顾虑的人听王发坚这么说，也就不说话了。王发坚让他们把自己困难的生活情况尽量写成文字，做成材料。自己负责写个倡议书，发动更多的老干部。仅靠他们这几个人，王发坚还是不放心，怕政府看到他们那么少的人，肯定又是糊弄过去。只有人多，才会给政府带来压力，他要倡议更多的军转干部一起去上访。

这个晚上王发坚没有休息，连夜起草了一份倡议书。倡议书写道：“战友们，我们为国家、为人民的事业献出了自己的青春，有的战友甚至献出了生命。可是现在我们老了，身体毛病多了、牙齿松了、手开始打颤了、腿开始发抖了，不能再像以前那样冲锋陷阵了，政府就对我们不闻不问了，政府就不管我们的死活了。让我们团结起来，我们要争取我们的身份，我们要争取我们的待遇。我们要抗议！我们要上访！不达目的，决不罢休！政府一天不答应解决我们的事情，我们就在政府门口待上一天。政府两天不答应我们，我们就待上两天！总之，我们一定要等到政府给我们一个满意的答复为止。”王发坚还在倡议书里把军转干部那么多年来艰难的生活状况作了描述，希望能引起大家的共鸣。

第二天，他打电话问安福临：他那边军转干部上访的情况怎么样。安福临告诉他，他们那里闹得很大，双方闹僵的时候，政府就直接派警察过来，把那些坚持不肯离开政府门口的老干部拖走，然后强行把他们送回家去。安福临鼓励说：“不要怕闹大，不闹大政府是不会重视的，不重视怎么会解决我们的问题？你们那边闹起来全国各地都是可以支持的，到时候我们可以联合起来，全国的军转干部都联合起来！”

联系完了安福临，王发坚又打电话问了S省和K省的老战友们。原来他们那里有些地方也闹了起来，为了怕这些军转干部影响社会稳定，政府还作了让步，给他们发困难补助金。这更坚定了王发坚上访的决心。

2000年8月份下旬的一个下午，他把G县的部分企业军转干部通知到家里。G县分布在16个镇，其中在县城的有56名，占1/3之多。当时来了33个人，他们开了个碰头会，商量该怎么去上访。

在开会前，王发坚就想到了肯定会有人愿意去，也有人不愿意去。王担心不愿意去的人占到多数，计划就会全部泡汤。为了更好地打消那些人的顾虑，王发坚把文件又好好地研究了一番，把倡议书前后改了三遍。

碰头会上虽然有反对的声音，但赞成者却占多数，特别是那些生活困难的老干部，更是情绪激动。他们发誓说一定要和政府斗争到底，不给钱绝不罢休。

王发坚没有把自己上访的事情告诉在县人民法院担任刑庭庭长的堂弟王发富。堂弟对于自己军转干部的事情也有所了解，但是就在几天前还跟他说不要学上访、串联这类事情，N省那里企业军转干部闹得很凶，还有几个军转老干部被打成了重伤，被关进了监狱。县政府这里肯定也有所准备，所以你们还是不要学N省那里的老干部，跟政府对抗，不会有什么好结果的。因此，这次在家里举行的碰头会，王发坚也没敢告诉王发富，虽然是自己的堂弟，但王发富法官的身份和他几天前的一番话还是让王发坚心生畏惧。

考虑到天气炎热，让这些年迈的老人来回奔波，身体可能会吃不消，到会的老干部商量着要在9月的中旬进行上访，那时天气可能会凉爽些。

他们还专门找到前年因县医院被私人购买、而参加“护院”上访的县医院职工李书林。李告诉他们，上访最重要的是要保护自己，别老冲在最前面，政府要是动起真格来，肯定逮住带头上访的人。为了避免出现这种情况，上访的人就得团结点，不要有那么多的单独行为。听完李的话，王发坚他们考虑在上访前作出一些部署。现录于下：

一是暂时成立“G县企业军转干部上访委员会”。暂时由王发坚来担任总负责人，由他作统一的部署和负责对外的联络工作。大家有问题不要私下来解决，可以在讨论会上提出来，不能在上访期间搞个人特殊，自己单独行动，而不服从组织安排。

二是要做好摸底调查工作，做好两个方面的东西。（1）要做好本县每位军转干部生活情况的摸底工作，把各自的生活情况尽量写成文字材料，便于以后的上访；（2）老干部们要把自己家里与政府那边有关系的政府人员名单提供出来，选一些靠得住的人，确保掌握最新的消息。

三是做好宣传动员工作。大家要通过各种渠道和方式尽量发动认识和熟悉的军转干部加入到上访行列中来。只有壮大我们的力量，政府才有可能会怕我们，才有可能给政府带来压力。人越多，力量越大，就越容易取胜。因此，要尽可能地动员一切可以动用的资源和人力。

四是做好个人保护和组织保护问题。对于每次开会讨论的内容，每位同志要做好保密工作，不得对他人轻易透露自己的行踪和组织的安排和计划，特别是自己在政府部门工作的亲戚，更不能让他们了解到我们的计划。

五是要统一口径。大家必须要本着一个上访理念而去——就是恢复我们的身份待遇、补偿我们的损失。意见统一了，大家保持一致，到时候我们的底气也足些。

最后，就是要坚定一个信念——斗争是唯一的出路！只有坚持斗争，才有可能获得我们的待遇，况且我们还有全国各地的战友的支持，所以大家要坚定信心，勇往直前的往前冲！

3．领导核心的形成

部署完上访注意事项后，想到以后上访互相之间要经常联络、交流，王发坚他们就计划要给企业军转干部上访委员会“招募”负责人员。老干部们在一起商量选出一个上访的组织，以负责“军转干部上访委员会”的工作。

大家都推选王发坚为总负责人，当时考虑了多个方面原因。一是王发坚住在县城，有亲戚朋友在政府部门工作。如果政府有什么动向，他能够及时掌握信息，时刻把握政府的动态，及时通知大家；二是组织上访得找一个口才好、文笔好的人，上访要写诉求材料、诉求信，正好王发坚在军队干过文职工作；三是王发坚组织能力比较强，意识觉悟比较高，懂得比较多，文件学习的好，由他来做牵头人比较保险；四是王发坚曾担任过木材公司的总经理，认识的人比较多，关系比较广，门路多，上访会方便点。五是王发坚的老战友多，跟外省的企业军转老干部交流经验比较方便，可以时刻跟外界保持联系。

考虑到自己个人精力和时间的有限，王发坚又临时委任其它负责人。陈渠是王在部队服役时的老战友，关系比较好，也比较好说话，在军队里曾担任过连队的联络员，便担任起了上访的联络委员，负责每次上访的联络和动员工作，把每次上访的具体要求和上访的策划内容通知到每一位老干部。

唐石文有亲戚是开打印店的。上访需要准备很多的上访材料，到他亲戚那里复印可以便宜些，于是就由他来负责上访材料的打印、复印和传阅、分发工作。

李贵是高中毕业，参军前曾担任大队会计，后来在部队也在食堂干过财务管理工作。让他负责委员会的资金筹集和开销工作，可能会熟悉一些。

上访材料的准备和收集还需要一个专门的人来负责。赵福以前在县新华书店里当过几年的进货员，熟悉怎么收集资料，就由他担任上访过程中上访材料的收集工作。

王文权在部队担任过团长秘书，由他来负责重大上访的记录、每次重要研讨会的记录等。

就这样，一个简单的G县企业军转干部上访委员会形成了。据王发坚回忆，当时的任命还是比较困难的。因为政府对于集体上访本来就比较忌讳，再加上有组织、有计划的集体上访更是让政府头疼，所以政府对于这类上访有防范措施。1999年10月发生的县医院职工因为医院被卖给私人经营、而引发的围攻县政府的事件，让县政府做了很多应对民众闹事的措施。1999年11月份，县政府为此专门召开会议，让全县各级公安机关加强排查和监督，加强对危机事件的预防和控制，限制民众在县政府门口等地方进行公共活动，加强对进出政府机关人员的身份排查。所以，鼓动他们去上访已经很不容易了，愿意去上访的老干部们也不愿意充当出头鸟。因为要是在“企业军转干部上访委员会”担任了什么职务，到时候被政府查到了，被扣“组织群众造反”的罪名，不仅自己遭殃，家里人也跟着受罪。

当时大家要么推来推去，要么干脆低头不语，就是没有人主动出头。王发坚只好亲自点将，因为跟陈渠、唐石文等比较熟，就直接点了他们。王还劝说大家，希望有能力的老干部能出来为大家做点事，毕竟大家这些年都过了不少苦日子，多做些工作既是帮大家，也是帮自己。说到动情时，想起多年来的辛苦，王不禁失声痛哭起来。陈渠、唐石文看到王发坚这样，眼睛也变得湿润起来，他们不仅答应了王发坚分配的任务，还帮着鼓动更多的老干部参加进来。为了保护自己，他们对外从不说有该委员会，也不承认自己担任什么职务。军转干部上访的领导组织就这样形成了。

4．组织动员

第一次上访的时间是2000年9月18日，这离王发坚的生日只有2天，所以他记得特别清楚。但在上访的前一天却出现了意外的插曲。

本来8月份到王发坚家参加碰头会的老干部还有33人，可是后来愿意去上访的却连10个人都不到。17号晚上，王发坚骑上自行车，到他们家里，挨个谈话做工作。倡议书都发到他们手里了，好话也说了一大堆，可是还是有多人不愿去，他们各有各的顾虑。

李宝说：“上访没有用，政府顶多是敷衍一下，你见过我们县有几个上访成功的？要是弄不好，说不定还会被当成扰乱社会分子关进警察局去。去年县医院职工围攻县政府的事，政府那边都加强了警备，就恨不得逮几个树立典型呢！我们这样大张旗鼓的去，还不给逮个正着。”

张立文更受到家人的劝阻，连家门都不让出。家人怕张立文那么大年纪去上访会有危险，便轮流派人看着他。他的一个在县人事局工作的亲戚更是对张立文要去上访不支持，对他说：“没事你给我在家待着。政府部门每天忙着处理社会事务，还不是为了改善你们的生活，你去搞什么上访？！明显是找麻烦，跟政府过不去嘛。再说，我在政府里工作，到时候上头问我，怎的你家亲戚都来了，那到时候肯定说我自己家的工作都没做好，说不定给我个处分啥的。你最好还是别去，政府那边可能早就准备好了，一去就把你们逮起来。”

王发坚对他们劝了好久，答应的还是没有几个。很多人对于上访的未来并不乐观，还怕会惹祸上身。他们不愿意去争取所谓的权利了，就算日子过得紧巴巴的，但都认为只要能挺过去就算了，没必要去吃官司，搞不好还被当成社会暴乱分子被关起来。上访，在他们看来就是与政府对抗。他们以前是为国家镇压反对政府的人，可是现在要把自己放在政府的对立面，心里始终还是觉得别扭。

最后在王发坚的鼓动和劝说下，第一次上访仅去了16个人。

5．初次集体访的受挫

2000年9月18日上午，王发坚一行16人先来到县政府对面的广场集中。

按照先前的部署，他们并不一起进去，因为怕人多会引起门卫的注意。他们每次两人进去，然后再在军转干部办公室汇合。王发坚让大家都把身上的上访材料收好，以防被警卫查到，因为有些文件都是机密文件，查到的话，解释起来比较困难，弄得不好反而会被扣上泄露国家机密的罪名。

八点半的时候，大家都来到企业军转办公室。企业军转办公室有两个，一个设在政府办公楼的一楼，另一个设在二楼。他们先去的是一楼办公室，办公室里设备简单，只有一个桌子和一个柜子，有一位50多岁的老头。老头看了看他们的材料，说：“我们这里不负责这个，你到楼上去找金主任吧，但不知道他在不在。”王发坚问道：“这里不是挂着企业军转办公室的牌子吗？怎么这里不负责接待呢？！”“我说这里不负责就是不负责，我们这里没人办公，这样总行了吧？！”

听他这么说，王发坚们来到楼上的军转办公室。金主任显然对来了这么多军转干部没有准备，一下子有点手忙脚乱。他在旁边的工作人员耳边说了两句，就让他出去了。然后金主任招呼大家坐下。

王发坚们拿出上访材料，每个人的材料上都列着自己的从军经历、所获的荣誉、分配的企业、企业待遇、现在的生活状况等等。金主任看完材料后，只是对军转干部的遭遇表示同情和关心，但说：G县政府也没有关于就企业军转干部的待遇问题下发相关的政策规定，我们也没接到什么通知，说要解决你们的问题。所以，他也只能表示同情，但上面没有文件通知，经济上也不可能有补贴。

王发坚们听了很生气，有些老干部情绪很激动。他们责问金主任：国家政策说要优待我们这些老干部，怎么到了你们这里就没法解决了？！我们老干部为国家贡献了一辈子，现在我们老了，就不管我们的死活了？！再说了，就算你们不发给我们国家干部的待遇工资，那正常的企业退休工人的工资，你们总得发吧！

金主任摇了摇头，说道：“既然你们这么说，那你们应该找劳动局去啊。你们要企业工人的工资应该去跟企业负责人谈，又不是跟我们谈。再说了，我们G县的财政状况你们又不是不了解，这几年经济一直是负增长，就算你们说的有理，我们也没钱给你们。你们有难处，县里也有难处。你们这些人还算是国家老干部呢，怎么连这点觉悟都没有呢？！就不要给政府添麻烦了。”

谈话进行了十几分钟，开始陷入僵局，没有丝毫的进展。有的老干部开始有点按捺不住，两方有点推搡起来。

过了不久，G县信访局局长、人事局局长以及公安局局长匆匆赶到企业军转办公室。面对情绪激动的军转老干部，他们也闭口不提老干部们的待遇问题，只是劝老干部们赶快离开，不要在这里无理取闹，对社会造成不利影响。一听说自己维护合法权益的行为被说成是无理取闹，情绪激动的老干部们就更着急了。一位老干部发狠道：“你说我们是胡闹，那今天我就把丑话说在前头，今天要是不给我们一个满意的答复，我今晚就睡在这里不走了！”

过了不久，一些乡镇的负责人过来了，而且多数都是一把手——乡镇党委书记。这些党委书记来了以后，先被公安局长拉到旁边的办公室狠狠地批评了一顿，责备他们没有做好事前的劝阻工作。然后，几个局长就让各个乡镇的党委书记赶快劝各自镇的军转干部回家，不要在这把事情闹大。

可是王发坚们并未予以理睬。他们被政府这种不理不睬、甚至还要撵他们走的态度激怒了，十几个军转干部坚持要等县政府给出满意的答复。双方坚持了1个多小时，都不肯作出让步。

县政府这边看出王发坚是带头人，便把他单独拉到一边，跟他说：“如果你们还是纠缠在这里不肯走的话，就会影响到我们正常的工作。如果必要的话，我们会以你们妨碍公务的名义动用治安警察的。说得实际点，你们这叫扰乱社会治安。你们的要求我们都知道了，我们会考虑的。你们还是早点回去吧。”

王发坚看到这样的情形，估计解决的可能性不大，他又真的怕政府动用武力给其他老干部们带来伤害。于是，他便跟其他几个商量了一下，决定这次先到此为止，其他几个老干部也表示同意。但几个怒气难消的老干部仍然愤愤不平，不愿意离去。

最后，公安局局长说要把那些不肯离去的老干部的家属请过来劝他们，他们才答应离开。第一次上访以老干部们的失败而告终。

不过在2000年年终，政府却史无前例地给部分军转老干部每人送来了一袋米、面和200块钱。可是对于工资和待遇问题，政府还是只字未提。

二、上访行动的升级

1．将上访进行到底

    看着家里窘迫的生活状况，王发坚心里暗暗下了决心，要把上访坚持到底。第一次上访的失败，也没有让其他的军转老干部放弃上访这个维护自身权益的方式。虽然没有收到预期的效果，但是与以前一分工资都没有的境况相比，一袋米、面和200元的补助还是让他们尝到了些许甜头。

    当他把自己第一次上访的经历和打算继续上访的想法告诉安福临、以及K省和S省的老战友时，都得到了他们的支持。他们让王发坚不要惧怕政府，要有策略地与政府周旋，要是怕了政府，政府会更加不闻不问的。老战友们的话给了王发坚很大的鼓励，再加上自身倔强和不服输的性格，王发坚决定要把上访进行到底。

    王发坚筹划准备着下一次上访，其他老干部也同意王发坚的想法。他们觉得不能再那么被动，不然政府的态度会更强硬，因此要化被动为主动，只有这样才能让自己在上访中占据优势。因为自己上次组织上访已经引起了政府那边的注意，军转办公室还专门给自己打了关照，而且，上次上访有很多的不足，如上访资料掌握得不全、动员的力度不强、采取的方式较为死板、参与的积极性不高等，因此，王发坚跟陈渠等商量要改变一些策略。

2001年1月的一个下午，王发坚们在G县某厂办公室召开研讨大会，形成了几点共识：

一是要加强宣传动员。从其它省市老战友传来的经验和自身上访的经历得知：要上访，一定要广泛的动员我们的战友同志。他们是决定我们上访能否成功的关键。人多就有希望，团结就是力量；

二是要坚持“五天一小访，十天一大访”的原则。个体访和群体访相结合，以群体访为主。只有通过不断地给政府施压，才能够迫使他们改善政策；

三是要注重上访的策略。群体访时要注重保护带头人，不定期地更换组织者，以防政府部门打击和控制经常组织上访的老干部；

四是要注重运用游击战的方式。政府查的严时，可以减少活动；政府控制的不严时，可以增加上访的次数、扩大上访的规模；

五是要注意加强警戒，提高警惕，以防政府对我们进行突击检查。

抱着上访必胜的信念，王发坚们筹备着以后的每一次上访。在政府没有给出满意的答复前，他们都不愿意放弃上访。或许上访会给他们带来人生危险，但他们也顾不了那么多，他们尝试了好多种方法，都没有奏效，上访或许是他们惟一、也是逼不得已的选择。

2．贫困线上的挣扎

第一次上访后获得的那部分“年终补助”，并不是全县156名军转干部都能拿得到的。民政局以部分军转干部家庭生活条件不符补助标准为由，对一些军转干部只给予米、面的补助，不再加发200元钱的补贴。即使那些拿到200元钱的老干部们，那么少的钱对于解决实际生活也只是杯水车薪。解贫脱困、安度晚年，更是遥不可及的梦想。老干部们艰难的生活状况依然没有得到实质性的改善。政府方面不理不睬的态度让他们有诸多的不理解：既然承认我们的身份，承认我们是国家干部，我们就应该享受行政人员的待遇。可是这些口头的承认怎么就得不到落实呢？

许多老干部虽然已经年迈，却不得不为生活而奔波，想尽各种办法来维持自己的生活。他们中有的靠给企业、学校看大门，获得每月一、二百甚至几十块钱的工资；有的不顾自己年迈体衰，到各处捡些破烂来买，换来一点微薄的收入。

老干部陈学明在县中医院门口摆了个擦皮鞋的小摊子，可是每天赚取的钱，不仅要拿出一部分去“孝敬”当地的所谓的地面保护者——那些无业而整天靠收取各种小摊点保护费为生的流氓，还要用于应付政府的“县容县貌”检查小组的检查和罚款，罚款一次就够陈学明忙活几天的。这样下来，真正到自己口袋里的钱已经所剩无几了。

邓文茂2001年得了食道癌，需要开刀做手术，但是治疗费需要7万元。因为拿不出那么多钱，邓文茂跑到县里人事局和民政局，希望政府能解决他的医疗费，可是跑了几趟，县里也没有人出来给他答复，相反还建议他把房子卖了去抵医疗费。没有医疗费，医院也不愿给他动手术。2001年7月，悲愤交加的邓在家上吊自杀了。

王发坚也面临着同样的问题。他有一个亲戚在县里开了个小超市，看到王发坚生活情况不是太好，就请他去帮帮手，每月给他200百块钱。虽然忙时会多发点工资，但活儿倒是挺重的。因为腿在军队时受过伤，每次卸货都让王发坚很辛苦，干了不到三个月，就因负荷不了而未再去了。

G县其他的军转干部情况都差不多，每天仍然要为自己的生活而奔波。而政府依然没有采取新的有效的应对措施。

3．政府的应对策略

经历了上次军转干部上访的事，G县企业军转干部办公室的工作人员已心有余悸，也引起了县领导的重视。为了防止军转干部再去县政府闹事，G县政府各部门以及企业军转办公室采取了诸多应对措施。

2000年10月，G县企业军转办公室召开会议，就发生在9月的军转干部上访事件进行深度总结。金主任提醒全体工作人员要引起高度的重视，工作人员都要写一份应对军转干部上访措施的材料，尽快上交，并进行讨论备案。

2001年1月，县政府召开年终总结大会。县长李浩特别提到公安局、信访局与企业军转干部办公室要注意做好军转干部上访事件的平息工作。对那些不遵守国家法律的上访干部要进行批评教育，对教育以后还不悔改的，要对其采取强制措施。

县政府机关门前的警卫亭至中心路段建了防护栅栏，防止上访群体越过岗亭就直接到达县政府门口。此外，还增派警卫人员，实行24小时不间断轮流值班制度，遇到紧急情况立刻向上级有关部门汇报。

县政府在民政局、信访局、企业军转办公室等机关门口设立临时警戒线，防止大规模上访群众冲击，并派保安在警戒线附近进行不间断巡逻。

G县公安局从6个镇共抽调十几名武警与县公安局部分警察组成一支防暴小分队，负责应对突发的危机事件，加强进入县政府范围之内人员的身份检查，限制有关在公共场所进行的活动。

4．上访行动的升级

王发坚们抱着坚定上访到底的决心，而县政府却本着维护社会稳定、安定社会秩序的宗旨也针对军转干部的上访做出了很多强硬的应对措施。双方都不肯做出让步，矛盾进一步激化。

据统计，2000-2002年全县共发生企业军转干部上访事件75起。其中，有1/3的上访事件发生直接的肢体冲突。游行示威17起，静坐、绝食5起，越级上访被公安机关阻拦的有14起。其中，2000年的上访数量较少，规模也较小；2001年，上访的次数增加了近45%；2002年再增加了30%。

更严重的是，自2000年10月双方发生第一次肢体冲突以后，双方之间发生冲突的比例不断上升，并且冲突形式多样化，越来越多地表现为游行、静坐、示威、冲击机关等形式。如：

2000年10月3日，企业军转办公室接待以王钊为首的5名企业军转干部上访。在交谈过程中，因一名曾经参加过越南边界自卫反击战的退休老干部许长霖言语激烈，造成与企业军转干部办公室工作人员之间的肢体冲突，并造成一名军转办公室工作人员右掌中指骨折，而许长霖右脸被指甲轻微划伤。

2001年1月12日，以王文权、唐石文为首的20名企业军转干部们聚集在县民政局门口，声称要政府恢复他们的“一个身份，两个待遇”问题，并补发多年来欠发的工资。民政局和军转干部办公室没有负责人进行任何的解释，最后县政府出动30余名警察，才劝退了围在民政局门口上访的企业军转老干部。

2001年10月22日下午3点，以王发坚、王桂园、陈渠等为首的18名军转老干部沿街游行示威，抗议政府剥夺他们的养老金，不能按照其它地区同等待遇的军转干部按时、合理的拨发。整个游行过程持续达6个小时，引起了市民的广泛关注，并一度造成人民路至新华路路段交通堵塞。在示威过程中公安机关出动防暴小分队到现场维持秩序，而对于军转干部提出的要求，军转干部办公室仍未有人出来作出解释。

2002年5月27日上午，以王发坚为首的12名企业军转老干部，在县政府门前进行静坐，要求政府恢复他们的医疗保险待遇，尤其是解决“一个身份，两个待遇”问题。人事局副局长俞信前来与企业军转干部谈判，俞信声称解决“一个身份，两个待遇”既不可能，也不符合实际情况。至于医疗保险问题，还得考虑县财政状况。因觉得俞信没有解决问题的诚意，并且对于企业军转老干部待遇问题根本一窍不通，所以俞信被老干部们围了起来，险些造成肢体冲突。

2002年10月23日，以唐石文为首的20余名企业军转干部与前来劝阻的各乡镇领导发生冲突。冲突的起源在于各乡镇的领导和负责人得知他们要上访的消息后，便早早地拦在他们去县政府县的路上。劝阻未果后，又对他们进行人身威胁。公安局出动警察，人事局派出工作人员，调解仍未果。双方发生冲突，造成3名老干部受伤。

5．跨地区上访

政府对于军转干部提出的恢复待遇要求的漠视，对军转干部上访的强力压制，使得军转干部觉得：在本地上访已经不能得到实际的效果，必须引起更高层领导的注意，才能给本地政府施压。为此，在短短的2年内，王发坚和本县军转干部代表同时参加了与外县乃至外省军转干部的串联上访5起。

2001年3月，G县和其他四县共34名军转代表上访至云海市企业军转办公室。上访途中遇到各县公安机关人员的阻拦，G县的部分军转干部与前来劝阻的警察发生冲突，造成三名军转干部受伤。

2001年10月，云海市等7个地级市50余名军转干部代表上访至J省政府和省人事厅。王发坚作为云海市的军转干部代表也参与其中。军转干部要求政府解决“一个身份、两个待遇”的问题。人事厅派出工作人员与军转干部代表进行谈判，并做出口头答复“会责成下级相关部门着力解决”。

2001年11月，J省等十几个省的100多名军转干部在N省召开进京上访动员会。当年12月份，他们穿着统一的黄色军装，唱军歌，上访至党中央、国务院和中央军委所在地。中央派出工作人员与代表进行谈判，并承诺尽快责令各省市、相关部门解决困难。事后，100多名军转干部在N省召开纪念研讨会。

战友遍布全国，在军队时大家基本都当过干部，有较强的组织能力，现在又通过各种秘密召开的碰头会交流意见和策略，使王发坚们的行动能力与信心倍增。他们与外地的战友秘密联系，并在云海市、省城和北京等地进行上访。这让县政府对王发坚等人十分头痛，以致王发坚曾在一段时间内甚至受到秘密看护和跟踪。

不过，虽然G县各式各样的上访仍在进行，但企业军转干部的待遇一直没有多大转变。只是在2002年，迫于云海市政府的压力，G县民政局对全县156名企业军转干部予以补贴。其补贴对象仅限那些家庭月收入少于150元者，实行最低生活保障；并对于那些特别困难的家庭一年补助400—500元的困难救济金。

这种零星式的补助仍然让军转干部们极度不放心，他们不知道什么时候县政府会发补助金，什么时候又停发补助金。没有一个明确的补偿标准，他们心里还是不踏实。因此，只有坚持上访，政府才会迫于压力，发给他们补助。如果他们自己不坚持，政府肯定也会松懈的。他们把自己放在不得不上访的位置上。

总之，从2000年到2002年，G县的上访企业军转老干部与政府的关系一直处于对峙、对立乃至对抗的状态。在上访组织形式、上访途径和对于政府的态度上，企业军转干部往往选择比较激进的做法。政府不仅在落实国家关于解决军转干部待遇政策方面执行不力，而且对上访事件往往采取设卡、阻拦、避访、截访、推诿和拖延等方式。这种对立甚至对抗的关系，以及外地战友的串联、鼓动，成为推动企业军转干部坚持上访的动力。

三、上访行动的和平转化

1．上级政策的颁布

全国各地发生的军转干部上访事件引起了党和政府的重视。从2003年起，中央和地方颁布了解决军转干部待遇的系列文件，对各地方政府应对企业军转干部的上访事件作出规定。人事部等六部门下发的人发[2002]82号文件规定：要切实保障企业军转干部的基本生活，认真解决养老问题，落实基本医疗保障待遇，积极提供就业帮助和服务，并对个案解决特殊困难。

中共中央办公厅等部门下发的中办发[2003]29号文件规定：“各地区要按照[2002]82号的要求，结合本地实际，进一步细化实施办法，抓好落实。各级党委和政府负责同志要深入到生活最困难的企业军转干部之中，摸清情况，真正把解困措施落实到户，兑现到人”。

国家人事部下发的国人部[2004]55号文件规定：中办发[2003]29号和[2002]82号文件原则适用于2000年12月31日以前转业到企业的生活困难的军转干部，包括在岗、下岗、失业（解除劳动关系）和退休等的企业军转干部。职工平均工资和基本养老金水平原则上应以国家和当地统计部门公布的口径和数据为准。

中央和各部门下发的文件，为军转干部待遇问题的解决带来实质性的转变。文件里将军转干部（在岗、退休、下岗、内退）的待遇标准作了进一步细化，提出了更具体的要求。以前，有关军转干部的待遇和政策一般只作笼统的规定，没有具体细化的规定，使得地方政府往往找到推脱的借口。但随着中央等部门连续三年下发的文件，对各地方政府执行文件的内容作出了具体的规定，使其无法逃脱责任。

针对J省的实际情况，J省从2003年起给各市县相关部门安排一定资金，与中央财政下拨的专项资金相配套。专门用于支持地方解决部分企业军转干部的生活困难问题，帮助各地建立企业军转干部生活保障的长效机制。

王发坚所在的云海市政府，也针对该市的军转干部问题下发专门文件。规定各市各级党委政府和各有关部门要从全局出发，充分认识解决好部分企业军转干部生活困难的重要意义。要求在现行政策框架内，结合本市实际情况，对企业在岗军转干部以全市职工上年平均工资水平作为确定补助的标准；达不到平均水平的，补助到平均水平。企业退休军转干部以全市职工上年平均养老金水平作为确定补助的标准；达不到平均水平的，补助到平均水平。各单位便参照中央和省文件的规定和标准，解决军转干部的实际困难。

文件的颁布和执行给事件带来了转机。中央、省里的文件规定和专项资金的下拨，让地方政府不得不改变以往推脱、添堵的处理方法。在经济待遇得到相对满意的解决后，军转干部们也改变了以往针尖对麦芒式的上访策略。

2．经济待遇的解决

从2003年开始，对王发坚们提出的待遇要求，政府不再是这么随意，而是按照中央、J省和云海市政府文件的规定，对G县156名军转干部的生活进行补贴。

2003年，企业在岗军转干部以当地职工上年的平均工资水平作为确定补助的标准，达不到平均水平的，补助到平均水平。团职干部（包括相应的技术和文职干部）在当地职工上年平均水平基础上上浮10%，师职干部（包括相应的技术和文职干部）上浮20%。企业退休干部以当地职工的上年平均养老金水平作为补助的标准；达不到平均水平的，补助到平均水平。企业下岗、失业的军转干部，按在岗企业军转干部补贴标准的80%执行。

王发坚属于木材公司的在岗职工。按照文件上规定，他在2004年的工资应该是以2003年云海市当地职工的平均工资水平为标准。云海市在岗职工的月平均工资，2002年是839.5元，2003年为938.5元，2004年为1059.4元。他在2004年的工资应该是2003年12个月工资的总和，即11262元。但G县并没有按照这个标准来发，而是发给他们2002年前8个月的工资加上2003年后4个月的工资，累计10470元。这样，王发坚在2004就少拿了700多元。

退休企业军转干部的经济待遇，按照平均养老金的标准应比在岗企业军转干部的工资还要高，但实际上他们的执行标准比在岗的要少些。G县退休军转干部的退休工资，为云海市当地企业职工退休工资的水平、再加上200元的补助。

虽然与国家文件的具体规定还有些差额，但对王发坚们而言，他们所获得的补助已经远远超过维持基本生活的所需。王发坚2006年每个月能拿到1240元钱，其中医疗保险费已经有政府支付，每年交10元参加合作医疗，药费也可以报销一部分。养老金按照8%的参保比例从民政局所发工资中扣除，剩下的钱但对于维持正常生活已经足够了。

3．政策式维权

虽然待遇变好了，但王发坚们并没有停止上访活动。生活状况与以前相比已经大有改善，但军转干部们仍然有继续上访的理由。

现在不用再为每日的生活发愁了，可老干部们对于没有全额补贴的工资还是耿耿于怀。现在政府对他们实行的是困难补助金，如何将困难补助金真正转化为自己的合法待遇，这是他们一直不愿意放弃的原因。失去的合法权益一定要争回来，所以他们仍然坚持要上访。

但对于上访，他们有了新的想法。以前那种硬碰硬的方法已经不合时宜了。访是一定要上的，但是要想真正让政府全面地落实政策，必须让自己的行动符合国家的法律规定，即所谓依法抗争、以理服人，不需要像以前上访那样只是空口要待遇，而要更多地依靠国家和地方政府颁布的法律、法规、政策和文件的规定。

2003年9月，“军转干部上访委员会”在G县第二中学召开纪念上访三周年的研讨会。总结了这几年上访的经历，并形成了几点新的共识：

一是坚定上访必赢、上访必胜的信念。不上访就改变不了企业军转干部艰难的命运，不上访就没有企业军转干部今天的收获和成果，不上访军转干部政策就不能得到落实。

二是要做好四个转变。第一，上访观念的转变。在上访过程中，要把引起政府震动和紧张的观念，转变到依法、文明、理智、理性、有理、有利、有节，符合信访条例，督促政府落实军转干部政策的观念上来。做到提出任何诉求都要有理有据，避免将矛盾激化；第二，目标内涵的转变，把恢复“一个身份，两个待遇”转变到依法落实军转干部待遇政策上来；第三，上访内容的转变，把落实待遇问题逐步转变到落实“解决实际困难”中来；第四，上访策略的转变，把以前那种大锣大鼓式的上访形式转变到“化整为零”的信访为主，以个人访为辅；以小组织为主，大规模为辅；以个访为主，群访为辅；以咨询为主，上访为辅。

三是做好两个调整。第一，调整我们与政府的关系。我们要变过去的对抗到今日的协商，加强双方之间的沟通，注意保证我们的人身安全。第二，调整我们的上访形式。不再以群体访为主，鼓励个体访，鼓励有特殊困难的老干部去上访，提倡咨询的解决方式，不提倡冲突的上访方式。

四是坚定两个信心。第一，坚定我们党、政府能解决我们的问题，坚决地依靠党和政府解决问题的信念不动摇；第二，坚定我们上访的信心，只要我们团结一致，我们的目标一定会实现。

2004年3月，王发坚和其他的一些军转干部花费了近一个月的时间，收集了各个地区关于军转干部待遇问题的落实政策。李贵在几个经济条件比较富裕的乡镇（这里的军转干部生活条件比较好），从55名军转干部中筹集到550元（每人10元），由唐石文把材料和钱交给自己亲戚家的打印店，印制了30多本《近三十年来企业军转干部待遇政策汇编》，分发到全县企业军转干部的手中，作为以后进行上访和书写诉求信的法律和政策依据。

为了方便军转干部之间更好的交流，加强与外省市军转干部之间的联系，王发坚和陈渠还专门花钱学习电脑，并在2004年3月创办了企业军转老干部论坛。他们把每次上访的成果都记录在论坛。其中的“国家政策”板块，根据国家颁布的关于企业军转干部待遇政策的改变而更新。论坛的讨论区，则成为G县甚至其它省市地区的企业军转干部进行交流上访经验和加强联系的重要平台。军转干部论坛曾一度让政府很紧张，县政府曾担心王发坚他们散播一些攻击政府的言论。王发坚也认识到这一点，他们把论坛上有些老干部过激的话都进行了处理。一方面以维持论坛的“生命”，另一方面也保护了自己。

当初粗放组建的企业军转干部上访委员会也逐渐得到完善。现在，它设立财务委员，以管理上访以及开会所需的费用支出；设立资料收集委员，以专门收集国家的法律、法规，各省市最新下发的关于落实军转干部待遇问题文件；设立物质救助委员，以负责对本县困难的军转干部家庭的情况调查和物资帮助；设立协调委员，以负责协调军转干部内部矛盾和与政府（企业军转办公室）进行的协商谈判工作。

委员会在日益完善中，动员了更多军转干部加入。王发坚的工作也轻松了好多。

4．政府的服务举措

2003年，为了应对上级的治安状况检查，G县政府对军转干部的上访表示出很大的重视。县政府对企业军转办公室的工作人员提出了“三补一解决”政策。即：补助企业军转干部的工资、补助企业军转干部的养老金、补助企业军转干部的医疗保险金，解决个别家庭有困难的企业军转干部。

针对以前经常出现的工作人员回避企业军转干部上访，拖延、敷衍老干部提出的要求，G县制定了《接待企业军转干部上访规定》和《违规工作人员奖惩办法》。2003年9月，企业军转干部办公室有一名叫王林的工作人员，因为在接待军转干部上访时态度恶劣，受到纪律处分，并被停职察看。

2003年初，G县成立了社会危机预防与调解中心，与信访局共设两块牌子，归信访局管理。该中心经县人事局提议、在县政府工作会议上通过后，在信访局指导下挂牌成立，主要负责预防和调解企业军转干部的上访问题。

从2003年起，每年调解军转干部上访事件的成功率都达到了85%以上，其他的危机、信访、上访事件也得到较好处理，社会治安得到了改善。当年，G县代表云海市接受J省的评估，被评为“社会治安安全县”，并连续三年获得这个称号。

2004年初，G县企业军转办公室针对企业军转干部上访问题，开通了主任信箱和“便访热线”。对于企业军转干部的来信，坚持有信必回。军转干部们不再像以前那样困扰投入信访的信没有人回了，一些老干部的个体访通过拨打便访热线就可以解决了。有关本县军转干部的待遇与政策，办公室还在政府网站上专门辟出专栏刊登。

2005年，G县设立专门的军转干部信息收集所，由企业军转办公室管理。主要负责全县军转干部材料和问题的收集和归类；对军转干部的生活情况进行调查摸底；对个别情况特殊、家庭生活困难的军转老干部，提出给予补助的建议。

2006年3月，县里设立企业军转干部就业指导委员会，负责企业军转干部的再就业问题。政府的要求是“三优先”，即：将下岗失业的企业军转干部作为再就业工作重点对象，优先纳入再就业扶持范围；政府购买的公益岗位将优先安排下岗失业企业军转干部；企业军转干部原所在企业（那些还没有停产倒闭的）招聘人员和新增劳动就业岗位时，将优先安排下岗失业企业军转干部上岗。

从2003起，G县企业军转办公室、人事局每年都给全县的156名企业军转干部召开座谈会，了解他们的实际困难和要求。在临近春节时，相关部门还专门派人对每位军转干部进行慰问，了解他们的实际情况，送去慰问信、慰问金和慰问品。

5．尾声

在结束了对近7年来G县企业军转干部上访事件的调查后，笔者采访到军转办公室金主任。金担任了多年的企业军转干部办公室主任，见证了这些年该事件变迁的全部过程。他对笔者讲：

其实他们那时候一来上访，我们就想着怎么把他们尽快地弄走，怎么也不能让他们去闹事。事情要是闹大了，引起上面重视，我们的饭碗也保不住。他们那时候来上访也是张口就要钱，我们那时候也是没有办法。文件规定说要根据各地的实际情况落实政策，可是我们县以前的财政收入本来就少，省里也没拨专项资金来扶持我们。他们要钱，要不到就着急；我们却没有办法解决，也着急，双方就容易起冲突。

后来中央重视了，文件发了不少，省里市里的资金下来了。我们就针对他们的上访采取了一些便利措施。他们拿到钱了，关键问题解决了。大家有问题都好协商，能心平气和地坐下来，问题就好解决了。

他们现在依然上访，而且比以前还多，但跟以前不一样的是，个体访多了、群体访少了。个体访比群体访好解决多了，而且基本上是老干部的个人家庭问题，解决起来比较容易。再说，现在即使他们的要求我们满足不了，他们也不会像以前那样跟我们硬顶起来，而是好好地协商，等着下次再来争取。其实，就算他们不提，我们明天也要想办法给他尽量解决了。何况现在的社会危机预防与调解中心已减少了不少上访事件的发生。

G县出现了军转干部上访“多而不乱”的现象，双方都能放心的松口气了。

四、分析与讨论

下面，笔者将以上述叙述为基础，进一步分析和讨论三个理论性问题。

1．民众表达行动的演变

G县企业军转干部的表达行动经历了怎样的成长过程？有什么特点呢？前文的描述表明，军转干部们以维权为目的的表达行动实际上经历了以下三个阶段的变化。

首先，或者沉默或者选择和平性行动。前者，宁愿权利受损也不主动维权，如在上访之初的组织动员中，老干部李宝说：“上访没有用，政府肯定是敷衍一下，你见过有几个上访成功的。要是弄不好，说不定还会被当成扰乱社会分子关进警察局去。”后者，如通过投信、尤其是个体上访向政府反映自己的问题与诉求，以求解决。

其次，走向施压性行动，采取一些过激方式，如集体性上访闹事、抗议、游行、静坐、肢体冲突等形式，将自己的诉求公开化、社会化，向政府施加压力，以“引起政府震动”、也引起社会关注和支持，谋求问题的解决。

最后，转向合法合理性行动，即按照相关法律、政策来表达并维护自己的权利，“依***”。用老干部们的话来说，就是“要把引起政府震动的观念转变到依法、文明、理智、有理、有利、有节，符合信访条例，督促政府落实军转干部政策的观念上来。做到提出任何诉求都要有理有据，避免将矛盾激化。”

    在这里，我们看到了军转干部们自主政治行动能力的提升，尤其是理性约束能力的提升。更有意思的是，军转干部作为不同于农民的“特殊群体”，但与农民的表达行动却有着十分相近之处。如在行动之前，往往选择沉默或“和平性行动（如个体访）”，然后，选择“施压性行动（集体访）”，有如肖唐镖所指出的农民行动之第一、第二部曲。不过最后，没有走向肖所指的第三步，即“施暴的抗争性行动”，而走向“合法合理性行动”，接近李连江等人所指出的“依法抗争”或“以法抗争”。这表明，继“施压性行动”之后，民众既可能走向激烈的“施暴性抗争”，也有可能走向“合法合理性行维权”。农民是这样，军转干部也是这样。这或许显示了体制与文化传统等因素对民众政治行动有着一致化的模塑功能。

2．民众何以会起而表达并持续地行动？

对本研究案例而言，军转干部何以起而表达并持续行动？显然，单一视角难以周全地予以解释。比较而言，“结构”、“动员”与“文化”的综合模型有着较强的解释力。

在案例中，军转干部起而行动，首先是与社会的结构性变化有关，即企业倒闭、破产（结构的变化）。但在接到电话的前后，他们的生活状况并无不同，但为何此前不行动？无疑，老战友的电话起到了动员的作用，即信息沟通和鼓励（动员的作用）。

在行动之初，战友们并未一致地行动，其中部分人因担心政府的打压而退缩，同时，即使那些勇敢行动的人员也只是十分谨慎地行动，争取行动空间。在这里，充分地显示了“政治机会”不足的影响（结构的约束）。

但随后，在第一次行动并未受罚、相反还有所收益的激励下，换言之，在“政治机会”微弱存在的条件下（机会结构），经过行动骨干的持续动员、示范、组织与跨区联合（动员的作用），越来越多的人形成有关“我们”即“军装干部”的共同意识（文化建构），并参与进来，由此形成持续性表达行动。

3．如何对待民众有组织的表达行动？

与当今一些地方出现的“无直接利益”冲突和骚乱[③]不同，本文所研究的案例系维护自身权利的有组织的表达行动。如何评价本案例中军转干部表达行动的性质？显然，不能以“阴谋论”的习惯思维来解释。老干部们始终是以相信党和政府为依归，做到“坚定我们党、政府能解决我们的问题，坚决地依靠党和政府解决问题的信念不动摇”，始终站在党和政府一边，并习惯性地称“我们党、政府”。他们行动所谋求的只是切身的利益诉求，而非政治性诉求。他们对行动手段、即使是过激手段的选择，只是服从于这一较为单纯的行动目标，而不是要“天下大乱”。行动成员的组织化，尽管为行动本身的升级并持续提供了强劲的组织资源，但同时更为行动者的自我约束、以及行动本身的理性转型提供了条件。因此，其行动应当是与现行体制及其价值取向一致的，并非反体制、反社会的行为。换言之，它们乃是“人民内部矛盾”，并不足畏、也不必畏。

在本案例中，军转干部的表达行动曾一度让当地政府“手忙脚乱”，大有严重影响稳定之势。但是，严格说来，一直并没有产生诸如骚乱之类的严重后果，后期甚至出现理性化转型。其中，除了行动者个人尤其是其组织的自我约束因素外，更重要的是当地政府学习能力的快速提升、从而使其权威与合法性得到增强。

当地政府在处理军转干部表达行动的过程中，经历了从手忙脚乱（无所适从）与压制，到向疏导和服务模式的转变。像多数地方政府一样，他们面对突如而来的军转干部上访，首先也是采取堵塞、推拖、管制、压制的政策，进行截访、控访，设置防护栅栏、警戒线，进行身份检查等等。结果，不但没有缓解社会矛盾，反而加剧了双方的冲突。但在2003年后，与一些地方政府不一样的是，当地政府转而采取了疏导和服务政策，建立多种服务军转干部上访的政策和制度，如成立社会危机预防与调解中心，开通主任信箱和便访热线，设立军转干部信息收集所，推出“三补一解决”政策，制定《接待企业军转干部上访规定》和《违规工作人员奖惩办法》，设立企业军转干部就业指导委员会等等，真心实意地服务于军转干部。这种理性地处理社会矛盾的政策和行为，得到了军转干部们的认可。因此，他们虽然继续上访，但再也不会采取以前的过激维权方式。当地政府学习能力的提升，带来了良好的综合性效应，如得到民众认可与服膺的权威与合法性。不难设想，如果当地政府依然抱残守缺，始终坚持按原有模式处置军转干部的上访行动，将极有可能将后者推向越来越激烈的“抗争性行动”。就此而言，政府能力乃是影响社会政治稳定的基础性因素之一（斯科克波，1998：401）。

五、结论及其政策含义

公共治理的目标即追求善治。善治是指通过治理来实现和谐社会，“其中一个重要的方面就是治理社会的不稳定、不和谐状态。因此，如何使社会消除不稳定、不和谐，便是公共治理的重要目标。”（李景鹏，2006）但和谐与稳定是否意味着完全消灭了任何矛盾和冲突？意味着老百姓完全不批评政府、甚至百般忍受而不做任何表达或抗争？

本文对G县军转干部长达七年上访历程的考察表明，答案无疑是否定的。在当今全球化、多元化时代，政府与民众的关系已不再是统治-被统治关系，也不再是管理-服从关系，而是日益走向平等-合作关系。即使是那些曾作为党和政府机器上的“螺丝钉”的军转干部们，也越来越有了自己的独立利益与独立意志。就国内环境来说，民众与政府关系的这种新变化，应当是当前及未来中国社会政治稳定变化的重要基础。换言之，分析与判断社会政治稳定问题，应当立足于民众与政府关系的新变化。此其一。

其二，民众与政府关系的新变化，尤其是社会阶层及其利益与表达的多元化变化，将使社会政治稳定从静态均衡日益走向动态中的均衡。动态的稳定观，已成为当今社会谋求社会政治稳定的题中应有之义。换言之，民众的一些日常性表达行动，即使是激烈的表达行动，只要不是危及社会的核心价值，都不仅是可以控制的，而且可以成为政府合法性建设的动力。因此从立法角度说，民众的上访、静坐等日常性表达行动应当予以正常化。

其三，要维护社会政治稳定，必得提高政府的整体能力。从民众与政府关系视角分析社会政治稳定政策，不能仅仅着眼于对民众的教育、管理乃至控制，更重要的是要提高政府的整体能力。在本案例中的G县政府，正是由于其具有较高的反思与学习能力，因而不仅能顺应上级政府的政策调整而调整，更能主动采取一系列新的服务性政策，从而使自身的权威与合法性得以增强，进而从“上访大户县”变成全省的“社会治安安全县”。

其四，如何对待民众行动的组织化、并使之良性化？对于民众的自组织行为，政府至今仍持极为谨慎的态度。也正因此，如本案例中的军转干部一样，民众在行动中便往往极力将其组织秘密化、地下化。这往往对民众的集体行动带来双重负面效应：一方面，政府虽极尽所能，也未必能发现其组织网，以进行必要而有效的控制；另一方面，“躲在后面”的组织负责人如肆意而行，就将推动行动恶性化。因此，科学而理性地评估民众组织化与社会政治稳定的关系，乃当务之急。

西方社会运动理论早已揭示组织对集体行动的双向功能：组织越是秘密化、非正式化，其负面影响就越强；相反，组织越是公开化、正式化，其自我约束力就越强。“并不是说正式组织起来的群体从来不使用捣乱和暴力等破坏性手段，而是说，从总体上来看，组织本身就限制了此类策略手段的采用。抗议活动可以引发严厉的镇压，正式组织一般不敢冒这个险（而秘密的或地下的组织则在这方面处境稍好一点）。（莫里斯、缪勒，2002：368）正如奥伯肖尔所云：“组织的程度与对抗中的暴力程度成反比。”（莫里斯、缪勒，2002：369）本案例所体现的上访组织行为是如此，实际上国内多数情况也是如此。为此，笔者建议：切实落实宪法所赋予公民的自由结社权，只要不是带有政治颠覆目的的民众组织，就应允以依法登记，使之公开化，进而良性化运作。这也正是市民社会发育并成长的大势所趋。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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