村务管理中的农民参与

村务管理中的农民参与*

——五省市60村的跟踪研究（1999～2011）

肖唐镖¹  刘英²

（1.南京大学公共事务与地方治理研究中心  2.西南政法大学中国社会稳定与危机管理研究中心）

 本文已刊发于《北京行政学院学报》2013年第6期。

摘要：农民参与村务管理尽管具有较强的自主性，但参与水平不高、监督参与率低，正式参与在其中居主导地位。研究表明，政治社会化程度越高、以及低政治信任和高政治功效感的村民，其村务管理参与度越高。在这里，传统的现代化理论与情感——价值理论虽然仍有较大的适用空间，但也出现了适用边界限制，村民参与管理并未出现年龄方面的代际差，富有本土特色的宗族背景和传统价值观、以及宗教背景与民主价值观也均未影响到村民的管理参与行为。

关键词： 农民；政治参与；村务管理；村务管理参与；政治文化

现今，村民自治已成为扩大基层民主、提高农村治理水平的主要方式，是农民政治参与的重要平台。实践中，农民对村务管理的实际参与状况如何，哪些因素影响着他们的民主参与？本文将对农民村务管理的变迁状况进行描述性统计，在此基础上，以多元回归方法探讨相关影响因素，验证理论假说，揭示并探讨中国农民政治参与的有关理论问题。

一、问题的提出与理论假设

在当今中国语境中，“民主管理”有着双重的含义。在现代民主政治生活过程中，民主管理乃相对于民主选举，指的是民主选举完成之后继递的全部政治过程，包括民主决策、执行和监督等环节。这是其广义上的含义。从狭义角度而言，民主管理仅指民主政治“四个环节”中的一环，即相对于民主选举、决策与监督的管理环节。本文将在前一含义的基础上开展研究，将乡村民主选举之后的全部基层管理过程，如民主决策、执行与监督等全部纳入研究的范围。为此，我们将“村务管理参与”界定为：村民对村内公共事务管理过程的参与活动，其范围涵盖民主选举完成后的民主决策、民主管理、民主监督。在这里，我们借用亨廷顿与纳尔逊的定义，将村民合法与非合法的参与活动均纳入村务管理参与的范围[1]5-7；同时，鉴于村务管理活动未必仅限于村界范围，还有可能延伸至村外、包括乡镇以上政府活动的层面，因此我们便将村民与政府、媒体等行动主体发生的互动也纳入其中。

村民村务管理参与属于政治参与问题域。在国内外学界，已有众多涉及中国农民政治参与的研究成果，但其中多是有关村民选举参与及维权表达方面的研究，集中讨论农民村务管理参与的成果相对缺乏。白钢在2000年“关于梨树、河曲、路南三县村务管理”的实证调查，描述分析了三县村务管理的现状、经验和问题，认为乡村治理的核心问题是村务公开，应充分肯定村务公开对乡村治理的重要意义[2]。张凤华提出了农村妇女的参与呈现被动和消极性的特征[3]。许远旺的调查表明，不仅村民自治组织经常沦为基层政府的“一条腿”，承担了大量的政府任务，而且在村级“四个民主”中，民主选举往往“独领风骚”，民主决策、民主管理和民主监督发展则相对滞后[4]。罗兴佐以21村的调查数据为基础，分析了农民对村级民主管理的参与和认知情况，认为选举后村级事务决策与管理仍然由村委会和党支部做出，村民基本上没有发挥作用；村民对村级民主决策和管理的参与和满意度仍很低[5]。至于村民村务管理参与的影响因素，已有少数研究给出解释。如，孟庆明认为，村民参与村务治理的积极性不高，有经济滞后及文化、利益和制度等方面的原因[6]。董江爱、陈晓燕提出，在精英主导下的村民参与村务管理，受到村民的集体认同感和责任感、参与村务的民主意识、经济利益因素、民主参与能力等几方面因素的影响[7]。王剑虎认为，农民参与主体的数量、政治意识、政治参与能力和影响力、以及相关制度都是制约农民参与水平和效果的重要因素[8]。周晓虹曾考察毛泽东时代和后毛泽东时代中国农民政治参与的差异，认为后者是在社会获得一定自主空间的背景下发生的，参与的领域主要限定在农村社区的范围内，突破了过去的阶级身份的限制而获得了相当的广泛性[9]。肖唐镖、石海燕利用一项全国农村调查资料，分析了村民自治的区域特征，验证了经济发展对村民自治的“正相关理论”[10]。

总体而言，学界尚缺少专门研究农民村务管理参与的系统成果，已有的研究多重个案判断或直观判定、轻定量分析，重对策研究、轻学理探讨[5]，且多以村为研究单位，缺乏以村民为视角的计量研究，基于严谨抽样的分析、尤其是全国性抽样分析或中长时段跟踪研究的成果严重不足，未能揭示村务管理参与模式的特点，相应的理论解释尤其不足。不过，学界针对中国农民或其它阶层公民政治参与的研究，仍富有启发意义。这些研究紧紧围绕国际学界有关政治参与研究的理论脉络，其解释路径主要有：有的侧重制度-结构解释，如伯恩斯的政治控制说[11]，周晓虹对政治空间和阶级身份的强调；有的注重现代化理论解释，强调政治参与乃是经济社会发展的结果，肯定教育、中产阶级、社会流动、政治社会化、经济收入、社会组织等因素的作用；有的则选择理性主义理论视角，如史天健对利益诉求[12]、海贝勒与舒根德对时间成本等因素的解释[14]；有的强调情感和价值因素的影响，如陈杰与钟扬有关民主和权利意识因素的解释[13]。本文无意于全面检验这些理论主张，而将基于问卷调查资料，检验有关现代化理论和情感-价值理论对农民村务管理参与的解释力。我们感兴趣的是，在与农民关系更为密切的村庄治理层面，农民的村务管理参与是否会呈现不同的特征，并受不同因素的影响。这应是拓展有关中国农民政治参与研究的一个重要维度。

本文拟利用我们在五个省市自1999年到2011年间连续五波田野调查的数据（见表1），进一步讨论上述问题。这些样本村，在江西省之外的其它省市，均是在一个县按分层比例抽样方法，先抽出5个乡镇、每乡镇再抽出2个或4个村进行调查。江西省的40村，则是固定的跟踪观察点，也按同样方法，从C、T两县抽出。在这些村，每次调查均以当年选民名单为母体样本，分别抽取10个或20个选民，完成面访。[③]由于区域调查的局限性，本文虽不能提供一个全国性的总体分析，但应能在一定程度上有助于对本论题的动态性理解，尤其是对其影响因素的解释和推论[④]。

表1  五次调查数据样本统计

本文首先将对农民村务管理参与的状况及其变迁进行描述，分析农村村务管理参与的模式特征。然后，再从政治社会化视角，探讨影响农民村务管理参与的主要因素，检验现代化理论和情感-价值理论。我们提出如下6个方面的假设：

假设1：按主流现代化理论，政治社会化诸因素如性别、年龄、教育程度、政治面貌、职业经历、经济社会地位、社会资本，对政治参与均有重要影响。一般而论，男性相比于女性，政治介入程度更深的中共党员相比于非党员，乡村精英和有多种职业（如外地工作）经历者相比于其它村民，年龄程度高、教育程度高的村民相比于其它村民，经济和社会地位更高、拥有更多社会资本的村民，他们对村务管理参与的积极性或参与程度将更高。

假设2：在政治参与研究中，血缘和地缘因素一直受到关注，它们成为影响选举和参与的不可忽视的因素。在中国乡村的选举与公共参与中，宗族因素也一直被人们所强调。在这里，我们从族、姓和村庄（自然村）等三个层面来考察村民的宗族背景，认为：来自大姓、大族、大村庄的农民，受优势心理的影响，其村务管理参与的积极性要高于小姓、小族的农民。

假设3：在政治文化因素中，一般认为，具有现代政治观念的人会更积极、主动地参与政治和公共事务。据此，我们也认为，以“臣民意识”为特征的传统价值观取向将严重制约农民村务管理参与的积极性和主动性，相反，较强的民主价值观将提升农民的参与积极性。

假设4：有关政治信任与政治参与之间的相关性，学界有不同的争论意见。本文将农民的政治信任切分为基层政治信任和高层政治信任两个因子，认为政治信任度越高的农民，其村务管理的参与积极性也越高。

假设5：在当下乡村，信教村民日益增多。出于宗教与政治之间关系的特殊国情，更可能因为信仰本身使民众的兴趣、时间有所转移，我们以为：信仰宗教的农民，相较于其它人，其对村务管理参与会显得更加的冷漠，更不愿意参与村务管理活动。

假设6：政治功效感一直被作为解释政治参与的重要因素，并被认为两者之间具有高度的正相关性。本文将从内在功效感和外在功效感两个维度检验这一假设。

对上述假设，我们拟将诸变量均纳入多元逻辑回归方程，进行相关性检验。

二、农民村务管理参与状况的变迁

我们根据村务管理所涉及的内容，从民主决策、民主管理、民主决策方面设计相关的问题，并从中挑选出最具代表性的问题，如：“近几年您参与过村里的一些活动吗，比如参加会议的讨论、表决，向村干部提意见？”和“过去这些年，有没有做过或参加以下活动？（共有13项具体行为）”，以考察农民的村务管理参与状况。

（一）农民村务管理参与的变迁

表2显示了五波调查中村民的村务管理参与频率。我们把选择“偶尔做过”、“有时做过”和“经常做过”三种情况合并为“做过”。可见：（1）在1999～2011年间农民村务管理参与的参与率均不高。参与过村务管理行为的比率最多的接近四成，如：“参加会议的讨论,向村干部提意见”、“直接向干部反映意见”、“请村干部出面解决”；而“请能和领导说上话的人帮忙”、“通过组织向上级反映意见”的参与率仅接近两成，选择其他参与方式的比率则更少，不足一成。（2）农民村务管理的参与率相对平稳，变化幅度不太明显。在1999～2008年间农民的参与率略呈上升趋势，到2008年达到最高，但在2011年却略有下降。 

表2 在过去这些年，您有没有做过或参与以下的活动？       单位：%

注：表内“/”表示该波调查没有设计此类问题，下同。

（二）村务管理参与的模式

从表2，我们还可分析村民村务管理参与的一些特点。其一，如果以A题测量民主决策情况，B至E题测量民主管理情况，F至N测量民主监督情况，那么，农民曾参与决策参与的比例近四成，管理参与率略低，监督参与率最低，不到一成。这说明农民的监督参与机会少、难度大。其二，“直接找村干部反映问题、提出意见”是农民参与村务管理最常用的方式，达到四成左右；相比而言，使用上访、检举、抗议、曝光、诉讼等非正式参与方式的比率更低，均不到一成。也就是说，正式参与方式在农民村务管理参与中占主导地位。

我们再对表2所列举的村民参与行动进行因子分析，被自动分为两个因子。第一个因子包括从A 到G的七类行为，它们表现出常规性、比较温和的参与特点，可命名为“正式参与”因子。第二个因子包括从H到N的七种行为，体现了非常规性、相对激烈的参与特点，可命名为“非正式参与”因子。再将村民参与的行动进行聚合处理，即分别将至少做过其中之一行为的合并，结果为：有过村务管理正式参与活动的村民比例，在五波调查中分别为36.5%、36.1%、56.3%、53.3%和49.4%；有过非正式参与的村民比例，则分别为3.2%、10.8%、7.6%、10.4%和7.3%。这也说明，正式参与方式占有主导地位。

为了更好地把握村民管理参与的特点，我们再将其与村民的选举参与做比较。在五波调查的村民选举参与结果，显示农民对参与村委会选举的比率较高，五波调查均在五成以上，相对稳定，远远高于农民的村务管理参与率。这表明，选举参与仍是中国农民基层政治参与的主要方式。

三、农民村务管理参与的影响因素

与村级选举存在较为普遍的宣传动员或物质刺激、因而其参与的动员式更强不同，村务管理参与面临更多的制度障碍、干部阻力或村民利益驱动等方面因素的影响，因而其参与势必应有更强的主动性。不过，限于调查资料本身的局限，本文不便使用制度-结构和理性选择的理论视角，讨论制度障碍、干部阻力和利益驱动等因素，而仅从现代化理论和情感-价值理论视角，解释影响村民参与行动的主要因素。这里，以村民对村务管理的正式参与和非正式参与两个因子为因变量，分别与各自变量进行多元逻辑回归分析，结果如表3所示。现解释如下：

（一）个体社会化变量

有关农民个体的社会化变量，我们的操作处理如下：①性别。男性赋值为1，女性赋值为0。②年龄。用调查年份减去受访者的出生日期。③文化程度。按照小学没毕业、小学、初中、高中、电大、本科的定序顺序分别赋值为0、2、4、6、8、10。④政治面貌。党员赋值为1，非党员赋值为0。⑤职业经历。分为三类即：本地工作经历（务农种地、在本地乡镇企业做工、管家务），乡村精英经历（村干部、教师、医生、集体企业负责人、私营企业主），外地工作经历（在外打工、做生意、跑运输、搞建筑、参军），并用变量计数产生新的变量，然后进行加总计算，分为互斥的本地工作经历、乡村精英经历（可能包含本地工作，但不包含外地工作）、外地工作经历（可能包含本地与乡村精英工作经历），有某一经历赋值为1，无某一经历赋值为0。

在村务管理正式参与方面，如表3的分析结果所示，从1999年至2011年间，在农民的个体差异方面，性别与政治面貌因素在多数年份对农民正式管理参与活动具有显著影响，而年龄、教育程度、职业经历因素仅在个别年份通过显著性检验。具体结果如下：性别因素在1999年、2002年、2011年三波调查通过显著性检验，男性比女性参与正式管理参与活动的积极性更强；政治面貌因素在1999年、2005年、2008年、2011年四波调查中，均呈现正向的促进作用，显示党员村民比非党员村民会更积极参与到正式村务管理活动。年龄、教育程度以及外地工作经历因素均仅在1999年的调查中通过显著性检验,均对农民正式的管理参与有正向促进作用，即：年龄越大、受教育程度越高、具有外出工作经历的农民，越愿意参加正式的管理参与活动。乡村精英经历因素在1999年与2002年通过了显著性检验，表明乡村精英经历有利于促进对农民的村务管理正式参与。

在村务管理的非正式参与方面，性别与教育程度因素均在2002年和2005年通过显著性检验，其中性别因素表现为正向影响，即男性比女性更多的进行非正式参与，教育程度因素在2002年中呈负相关，在2005年却表现为正相关；政治面貌因素在1999年、2005年和2008年均通过显著性检验，1999年为正相关，而2005与2008年为负相关，即非党员村民比党员村民会更积极参与非正式管理活动；乡村精英经历与外地工作经历两个因素仅在2005年分别通过了显著性检验，并表现为正向的促进作用。

综上可见，在正式参与方面：性别、政治面貌因素对农民管理参与的影响假设，在多数年份的调查数据分析结果中得到验证，即：男性比女性、党员比非党员村民对正式管理的参与积极性更高；年龄、教育程度和职业经历因素仅在个别年份显示出对农民管理参与的影响，但也验证了假设，即年龄大、受教育程度高的、有乡村精英和外地工作经历的农民，其参与积极性要高于年龄小、受教育程度低、无乡村精英经历和外地工作经历的农民。在非正式参与方面，性别、乡村精英经历和外地工作经历假设得到不同程度的验证；年龄假设未得到验证；教育程度与政治面貌假设在不同年份对于假设的验证结果不同。总之，在农民个体社会化变量方面，在正式与非正式管理参与中，性别因素在多数年份体现出正向影响，职业经历因素在个别年份同样体现出正向的促进作用，政治面貌因素对两种管理参与的影响呈现出不同特点，即党员村民侧重于正式管理参与，而非党员村民则侧重于非正式管理参与。

（二）经济与社会地位

对农民的经济与社会地位，我们在调查问卷中设计了一些考察指标。有关经济地位，主要选择通过受访农民的经济收入、住房条件及其所拥有的日常消费品来测量。我们将其住房状况分为：土坯房、砖瓦平房、砖瓦楼房、钢混房，分别赋值为3、5、10、40。问卷中涉及的日常消费品有：彩色电视机、电冰箱、计算机/电脑、洗衣机、固定电话/座机、汽车、自来水、国际互联网、摩托车、手机，分别赋值为3、4、10、6、2、30、3、4、3、2。我们将每位受访者的住房及所拥有的消费品按以上对应赋值相加后再分层赋值，得到其经济状况变量。1999年与2002年未设置以上问题，我们采用受访者的家庭年总收入来测量其经济状况。

有关社会地位，我们使用的主观测量法，即提问“您家的社会地位属于哪一等？”，以受访者的自我选择来测量其社会地位。将选项“下等”、“中下等”、“中等”、“中上等”、“上等”，依由弱到强的定序，分别赋值为“0”、“2.5”、“5”、“7.5”、“10”。

统计结果如表3所示。在村务管理的正式参与方面，社会地位因素仅在1999年通过显著性检验，显示为负相关，也就是说，社会地位因素的假设未被验证。在村务管理的非正式参与方面，社会地位因素仅在2005年通过显著性检验，显示社会济地位低的村民参与积极性更高，与本文假设相反。

（三）社会资本

以公民精神为基础的社会资本对于公民政治参与的影响，已受到国内外学者的广泛关注，胡荣等人曾分析“社会资本”对农村居民在村级选举中参与的影响。本文在2005年与2008年的问卷中采用“是否常常有人来请您帮忙？”来测受访者的社会资本，其选项为“从不”、“很少”、“偶尔”和“经常”，相应赋值为“0”、“3.3”、“6.7”、“10”。

回归分析结果如表3所示：社会资本因素仅在2005年和2008年的非正式参与方面通过了显著性检验，呈正相关，表明拥有更多社会资本的人相比于其他人会更积极地参与非正式管理活动。也就是说，社会资本因素对农民村务管理参与的影响主要体现为对非正式参与的促进作用，验证了本文的假设。

（四）宗族因素

以往关于宗族对村民自治与基层治理的研究，多强调其负面影响。那么，村民的宗族背景是否会影响其村务管理参与呢？我们设计了如下问题，以考察宗族因素对农民管理参与的影响：①您家所在的自然村，在行政村里是大还是小?②您家在村里是大姓还是小姓？③您家在村里是大族还是小族？对于上述问题的答案“大村”、“大姓”、“大族”赋值为“1”；对“小村”、“小姓”、“小族”赋值为“0”，并将以上题目通过变量转换聚合成一个0-1的二分变量，“1”代表既是大村、大姓又是大族的人，“0”代表其它的情况。

结果表明：在正式参与方面，宗族因素在各年份的相关性分析中皆不具有统计显著性，也就是说，宗族因素与农民正式管理参与并不具有明显的相关性，研究假设未能得到验证。在非正式参与方面，仅在2008年，宗教因素通过显著性检验，并表现为负相关，即小姓、小族、小村庄的农民更易于选择非正式参与。

（五）宗教因素

为了检验宗教因素是否在农民的管理参与中发挥影响力，本文为受访者设计了“您信仰什么宗教？”的问题，答案分别为“佛教、道教、基督教、天主教、伊斯兰教、其他宗教”。鉴于不同的宗教信仰对人们行为的影响有所差异，我们把选择具有“出世”性质的“基督教、天主教、伊斯兰教”的答案归为一类，赋值为“1”，其他“佛教、道教、其他宗教、不信仰任何宗教”赋值为“0”并纳入回归模型。结果为，仅在正式参与方面，宗教因素在三个年度通过了显著性检验：2002年为显著性正相关，而在2005年与2008年则显示为显著性负相关，后者表明，越是信仰宗教的人越不愿意参与正式的管理参与，这验证了本文的假设。

（六）政治文化

关于政治文化因素，本研究设计了相关题目分别测量农民的传统文化观（表4）和民主价值观（表5），以考察政治文化对农民正式参与的影响。上述题目答案的选项分别为“1”非常同意、“2”同意、“3”不同意、“4”非常不同意四项，表4中选择“非常同意”、“同意”的表示传统意识很强，表5中选择“不同意”、“非常不同意”的表示民主意识很强，分别将以上两部分的题加总求平均值，表1得分低者表示传统主义倾向高，表8得分高者民主主义倾向高。

表4  测量传统文化量表：同意以下说法的比率                       单位：%

表5  测量民主价值量表：不同意以下说法的比率                   单位：% 

注：上表题1，2011年的问项为“政府应该管制那些和政府观点不同的人”。

表3的回归分析结果显示：在正式参与方面，传统文化因素和民主价值因素在调查年份中均无统计显著性，假设未能得到验证；在非正式参与方面，仅有传统价值观在2005年体现出对非正式参与的促进作用，其他年份均无统计显著性。

（七）政治信任

本研究对政治信任的测量为：您相不相信下面这些机构和组织？①我们的国家 ②共产党 ③中央政府 ④省政府 ⑤县（市）政府 ⑥乡（镇）政府 ⑦村组织 ⑧法院 ⑨报纸和广播电视 ⑩一般政府官员。我们把问题的答案“一贯相信”、“多数时候相信”、“有时相信”、“多数时候不相信”和“从不相信”，依照从强到弱，分别赋值为“10”、“7.5”、“5”、“2.5”和“0”，然后用因子分析方法将其转化为两个因子，依据变量特征，分别命名为包括国家、党、中央政府、省级政府在内的“高层政府信任因子”，与包括县（市）政府、乡（镇）政府、村组织、报纸和广播电视、一般政府官员在内的“基层政府信任因子”。

表3的结果显示：在正式参与方面，1999年的调查数据中，基层政府信任通过了0.001的显著水平检验，并为显著的负相关，而在2002年与2011年均呈现出对正式参与的正向促进作用；高层政府信任在2008年通过显著性检验，为正相关。在非正式参与方面，基层政府信任在2005年、2008年及2011年均表现出显著性负相关，但显著性程度逐渐增强；高层政府信任在2008年也表现出显著的负相关。

综上可见，政治信任对正式参与的影响在多数年份表现为正向促进作用，而对非正式参与的影响则与之相反。也就是说，信任政府的村民倾向于常规的、性质温和的参与方式，不信任政府的村民则倾向于非常规性的、相对激烈的参与方式。

（八）政治功效感

对政治功效感，我们分别从内在与外在两个角度来测量。“内在效能感”是指一个人对自己了解和参与政治的能力的评估。在1999年至2008年的问卷中，以“如果在选举中大家选您为村干部，您愿意当吗？”来测量受访者内在效能感，其选项为“只要大家选我，我就愿当”、“不愿当”、“其他”，我们将前两个选项分别赋值为1、0，“其他”选项为缺失值。2011年问卷的题目为“你是否同意，你也可以胜任领导工作？”，其选项为“完全不同意”、“不太同意”、“基本同意”、“比较同意”、“非常同意”、“不知道”，将“完全不同意”、“不太同意”赋值为0，将“基本同意”、“比较同意”、“非常同意”赋值为1，将“不知道”处理为缺失值。

所谓“外在效能感”指个人对自我获得政府或公共机构尊重与回应的能力感。我们采用的测量题目为“如果您有困难需要政府帮助解决，您觉得自己会不会受到公平的对待？”和“如果您碰到与自己有利害关系的事情需要领导解决，您向领导提出要求，会不会有用？”。两题的选项为“一定不会”、“不会”、“会”、“一定会”，我们将其依次赋值为0、1、2、3，将“不知道”处理为缺失值。之后将两题得分相加得到新变量，将得分0至3赋值为0，表示外在效能感弱，将4至6赋值为1，表示外在效能感强。

回归结果显示：在正式参与方面，内在功效感在2011年表现为正向促进作用，外在功效感在2008年与2011年同样表现为促进作用，即内在和外在功效感强的人更积极的参与正式的村务管理活动。在非正式参与方面，内在功效感在2005年、2008年及2011年均表现出显著的正相关，即内在功效感越强的人越愿意参与非正式的的村务管理活动，而外在功效感未通过显著性检验。总之，无论是在正式还是在非正式参与中，政治功效感在多数年份均表现出对农民村务管理参与的促进作用，在较大程度上验证了本文的假设。

表3  农民管理参与影响因素的回归模型

注：*p≤0.10，**p≤0.05，***p≤0.01，****p≤0.001，“/”表示该年份无该自变量数据。

四、结论

在当下中国的乡村政治实践中，村民的村级选举参与往往具有较强的动员性或非自主性参与特征，而村务管理参与则有较强的自主自动性。不过，与地方和国家政治层面的参与相比，村级层面的公共参与仍然具有更强的草根参与或底层政治参与的特性。本文的研究表明，农民对村务管理的参与呈现如下特点：第一，农民对村务管理的参与较为平稳，但总体参与水平并不高；第二，农民的村务管理参与在不同面向上存在差异，决策参与和管理参与率要明显高于监督参与率；第三，尽管存在非正式管理参与的行为，但农民对正式管理的参与行为是其主流；第四，与选举参与相比，农民的村务管理参与率相对较低。这表明，在大陆农民的村级公共参与中，选举参与仍是主体，对村务管理则以正式参与为主。

在国际学界有关政治参与的理论解释中，传统的现代化理论，包括社会-经济发展水平假设、教育和职业地位假设、组织和社团假设、政府职能与政治文化假设曾极为盛行[1]46-48。维巴、施洛茨曼与布拉迪曾提出三维解析法，即从资源、约定和招募的角度来解释政治参与。英格尔哈特则特别强调态度、信仰与政治行为之间的联系。[16]本文的研究显示，有关中国大陆农民的村务管理参与行为，这些解释性理论既有被验证也有被证伪的。

我们将多种村务管理参与行为自动切分为正式参与和非正式参与两个因子，将它们作为因变量，分别进行多元逻辑回归分析，结果显示，本文所提出的部分假设获两个以上年度的验证。首先，在政治社会化诸变量中，有关性别、教育、政治面貌、职业经历、经济地位和社会资本等现代化理论假设得到验证，也就是说，政治社会化程度越高的村民，其村务管理参与的程度也越高。其次，在政治文化诸变量中，有关政治信任与政治功效感的假设得到验证，低政治信任和高政治功效感的村民，其村务管理参与度越高。这表明，对当下中国大陆农民的村务管理参与而言，主流的传统现代化理论与情感-价值理论尽管仍有较大的适用空间，但也出现了一些边界限制，一些传统主张未能得到支持。比如，村民的管理参与并未出现年龄方面的代际差，年轻人并不比年长者更有参与的积极性；富有本土特色的宗族背景和传统价值观，以及宗教背景和民主价值观也均未影响到村民的管理参与行为。

显然，上述理论观点深含应有价值。作为村民自治和基层民主实践重要内涵的村务民主管理，其质量的提升离不开村民的积极参与。从村民角度来说，其村务管理参与模式的转换与优化，离不开改善教育，发展经济，鼓励社会流动，提升社会资本、政治信任和政治功效感，而疑虑乃至限制、打击宗族或宗教的传统政策应当改弦易辙。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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