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尚勇-中国环境形势有多严峻

30多年来，在改革开放取得巨大成就的同时，中国的资源环境与人口关系日益紧张起来。目前，这一紧张关系已经发展到了临界点。在“人口高位运行”（笔者将中国人口在10亿-14亿之间运行定义为“人口高位运行”；将人口超过14亿的情况定义为“人口超高位运行”）条件下，中国的资源早已严重超载、透支，环境污染触目惊心且已经临近触发大范围环境危机的边缘（严重雾霾“突然”大面积爆发仅仅是开始）；未来十年、十几年，这种紧张关系的发展方向将决定中华民族的未来。这是目前中国最大最基本的国情。

　　严峻的环境污染形势

　　笔者收集了国家统计局、国家环保部、国家海洋局、国土资源部以及包括中国工程院、中国地质环境检测院和各高等院校研究机构在内的众多研究机构及其研究人员的研究资料，其中的研究数据显示：

　　（1）全国安全饮用水高度稀缺。笔者根据《中国环境统计年鉴（2011）》数据计算，2010年，在七大流域，真正可以安全饮用的Ⅰ-Ⅱ类水仅有28.7%；在六大河流，仅有15.1%；在重点监测评价的湖泊水库，仅有30.2%。（见图1）

　　本来，按照国家标准，Ⅲ类水可以用作居民集中饮用水源（需要处理后才能饮用），但是，2002年颁布的地表水环境质量标准（GB3838-2002）提高了Ⅲ-Ⅴ类水的门槛，饮用水专家认为，现在的Ⅲ类水还不如1999、1988年地表水质量标准的Ⅳ类水（见国家标准GB3838-88、GHZB1-1999）。

　　若修正还原数据（即按1988、1999标准将2002年的Ⅲ类水归为Ⅳ类水），2010年中国主要流域、河流、湖泊水库各类水质比例的真实情况是：七大流域的Ⅳ类（处理后也不能饮用）以上严重污染水质河长占评价总河长的71.3%，其中，不能用于农业灌溉的劣Ⅴ类水质河长占29.8%；六大河流的Ⅳ类以上严重污染河长占84.9%，其中，劣Ⅴ类水质占36.7%；重点监测评价的湖泊水库中，Ⅳ类以上水质占69.8%，其中，劣Ⅴ类水质占41.3%。（见图1）

　　七大流域面积虽然只占中国国土面积的45.1%，但却覆盖了中国主要人口居住区，七大流域人口约占中国总人口的80%，其水资源量占全国水资源总量的66.7%，重点监测评价的63个湖泊水库分布于包括新疆、西藏、内蒙古在内的25个省区市。这些流域、河流、湖泊水库的水污染状况足以代表中国目前水污染的基本形势。

　　（2）全国地下水大面积严重污染超乎想象。笔者综合国家环保部《全国地下水污染防治规划（2011-2020年）》、中国地质调查局以及北京大学城市与环境学院专家发布的相关信息发现，全国地下水严重污染的比例已经从2000年的37%发展到了2010年的60%，118个城市中约64%的地下水遭受严重污染，整个华北平原的地下水有50.71%为Ⅴ类水质。按现在的污染速度，也许用不了多少年，全国主要（缺水）地区的地下水就将全部受到严重污染，届时不仅当代，甚至子孙后代都将失去生存的基础。

　　（3）农业不得不用劣Ⅴ类水灌溉。中国粮食主产区（乃至大部分农业主产区）集中在七大流域，笔者根据国家统计局和国家环保部《中国环境统计年鉴（2011）》数据计算，按1988年、1999年国家标准，以流域论，辽河、海河和黄河流域的劣Ⅴ类水质分别占其流域总河长的51.0%、54.4%和44.2%；以河流论，辽河、海河和太湖流域诸河劣Ⅴ类水质分别占其总河长的71.5%、63.8%和64.6%。可见，中国粮食主产区与严重水污染地区高度重合。因此，用“完全不具有水功能”的劣Ⅴ类水灌溉农作物完全是一种非常无奈的选择。在相当多地区尤其是水污染严重的城市周边地区，直接用污水灌溉是一种普遍的做法。

　　（4）为了解决13.4亿人口“吃饱”的问题，我们不得不大量使用化肥去提高产量，大量使用农药“虫口夺食”，大量使用动植物激素缩短其生长周期，以增加产出批次，大量使用抗生素以尽可能提高畜禽鱼虾的养殖密度。同时，也大量使用农膜掠夺土地肥力。此外，我们还需要动用其他一切科技手段（许多安全性不明）尽可能地增加食物供给。　　　　

　　显而易见，如果在全国范围内推广“可持续的有机绿色食品种植养殖模式”，停止大量使用化肥、农药、动植物激素、抗生素和农膜，中国生产的食物恐怕连半数国人也养活不了。

　　（5）近海渔业资源几近枯竭。萧春雷在《酷渔滥捕：传统经济鱼类体系崩溃》一文中提到，渔政局官员坦承，“我们的捕捞能力太强了。渔船太多，功率太大，网具的规模越来越大，网目又太小，什么鱼都能捕光”。中国近海渔业资源因此早已面临枯竭，而近海严重污染则彻底让近海渔业资源枯竭了。2010年，中国近岸海域二类以上受污染海域面积占51.3%，严重污染（包括三类、四类和劣四类）和特重污染（包括四类和劣四类）海域面积分别达到36.1%和24.8%。2005年《中国海洋环境质量公报》显示，早在 2005年，长江口、杭州湾“用于任何目的都不安全”的“劣四类”海水海域范围已经越过了整个舟山群岛。

　　（6）重金属污染形势相当严峻。根据国家环保部、国家统计局、农业部三部门公布的《第一次全国污染普查公报》（载《中国环境年鉴（2011）》），2007年第一次全国污染源普查显示，“重金属产生量2.43万吨”。

　　不过，国家海洋局《2007年中国海洋环境状况公报》却公布，2007年经由长江、黄河和珠江三大河流携带入海的重金属污染数量为3.6万吨，超过了《普查公报》数据。

　　其他间接数据也说明中国重金属污染形势相当严峻。例如，中国工程院院士罗锡文提供的数据显示，“中国有3亿亩耕地受到重金属污染，占全国农田总数的六分之一，经济越发达（地区），土壤污染越严重”；“在广东，清洁土壤只有11%……；太湖流域，有1/3的耕地受到了污染”。

　　此外，据财新《新世纪》周刊“镉米杀机”一文报道，2002年，农业部稻米及制品质量监督检验测试中心曾对全国市场稻米进行安全性抽检。结果显示，稻米中超标最严重的重金属是铅，超标率28.4%，其次就是镉，超标率10.3%。

　　（7）垃圾围城。《中国环境统计年鉴（2011）》中的数据显示，2005年中国城市生活垃圾粪便年清运量为1.95亿吨，2007年中国655个设市城市的垃圾总量达1.25亿吨，这样的数字每年还在以8%-10%的速度增长。

　　（8）农业和农村污染总量超过城市和工业。一般人想不到的是，农业和农村面源污染数量比城市和工业点源污染更加庞大，但至今包括农业生产（含畜牧业、渔业养殖）、农村生活（含1578个不设市的县、3.39万个乡镇和65万个村）、乡村小工业、小作坊排放的“三废”污染物均没有纳入国家统计范围。而面源污染才是环境污染持续恶化的首要元凶。

　　（9）空气污染危机开始大爆发。2013年1月下旬，中国空气污染危机开始大爆发（这是笔者提到的“大范围环境危机”的最初表现）。据媒体报道，“挥”之不去的严重雾霾笼罩中国东南地区130万平方公里土地，约占东南地区国土面积的三分之一（在东南地区生活着12.4亿人）。

　　其中，有33个城市空气污染达到最高级别（有的甚至“爆表”），有毒雾霾的上限浓度高出世界卫生组织（WHO）健康标准的27倍 。

　　问题的严重性还在于，13亿国人十几年、几十年长期食用富含化肥、农药、激素、抗生素、重金属和转基因的食物，长期饮用被各类有毒有害物质污染甚至是严重污染的水，长期呼吸被雾霾严重污染的空气，这会产生什么样的严重后果？我们不得而知。

　　这是人类几百年、几千年不曾遇到过的情况，也是全世界几百个民族和国家都不曾遇到过的情况。国人的身体“扛”得住吗？能“扛”多久？会不会诱发基因突变？会不会产生什么严重后果？

　　困局还在于，由于中国中小微企业基本上都是微利，它们根本就没有治理污染、达标排放的经济能力（一部分大企业也没有这种经济能力），而中国大多数就业人口又高度依赖高污染、高耗能、低技术的中小微企业和所谓“非正规部门”，这一方面制约了中国产业结构升级，另一方面又严重制约了环境治理。

　　在人口、就业和经济的多重压力下，环境治理、超标排放与中小微企业扩张往往表现为一种弹性实足的“博弈”，最终结果就是，中国环境只能长期维持“局部有所改善，整体在恶化”的局面。

　　目前，中国资源、环境与人口关系已经相当紧张。如果我们不能在尽可能短的时期内缓解这种紧张关系，中国资源和环境系统的崩溃就可能成为现实，而最终引发系统性崩溃的，极有可能是严重水污染的全面失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