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容提要】年龄和世代与政治观念、态度、行为的关系通常表现为世代替换、生命周期特征与较为特殊的政治世代现象。在观察青年人的政治观念、态度与行为时，区分前两类现象十分必要。通过观察亚洲青年一代与民主和政治参与度相关的价值观、态度与行为方式，本研究发现：深层次的价值观通常在个体的成长期而非成年后形成，一旦形成也很可能保持稳定；浮于表面的价值取向、态度和行为在整个人生阶段则容易发生变化或调整；而一段时期内特殊的政治或社会事件则会长期影响在此阶段成长起来的一代人。对此，本文提出确保青少年享受发展福利与推进公民美德等政策建议。
【关键词】民主态度 民主行为 世代替换 生命周期效应 政治世代
一、引言
青年人通常在态度、行为方式上与年长群体不同。一般情况下，人们看到年青人表现出和年老者不同的观念与行为时，容易觉得这种差异是由于年青人是和老年人不一样的一代人，也认为他们的到来给社会带来了变化。生物机理的原则意味着老的一代终将会逝去，而当前的年青人将会替代他们的“位置”。因此，如果青年人的确与当前的中、老年群体相比是新的、不同的一代人的话，当现在的中老年人口离开历史舞台而年青人成为社会的主要成员后，我们的社会也会发生相应的变化。这样一种“世代替换”（generational replacement）（Alwin & Krosnick，1991）的过程一直持续下去的话，人类社会就不断地以新代旧地变化下去。如此推测，我们今天生活的世界和50年前的世界应该是不一样的。那是因为，当前人们的所思所想与行为方式迥异于50年前的人们。我们当前的世代已经替代了50年前或者30年前的世代。而如果我们之后的世代与我们也不相同的话，那么若干年后的人类社会也将会变得与现在不同 （Abramson & Inglehart， 1986）。
但是，世代替换过程只是讲述了人类价值观变迁故事的一部分。通常我们也会发现，人们从青年走向老年的过程中，在观念、行为等方面都会发生各种变化。这种现象通俗的说法叫作成熟、成长、变老等。心理学对此有长期的关注，并称之为“生命周期”现象或效应（ “lifecycle” effect）。生命周期理论认为，人的态度与行为方式随着他们不同的生命阶段而表现得不同。年青人可能表现出来与社会上的成年、老年人有各种不同之处，但是这种不同也只是暂时的。他们之所以不同，主要是因为他们还年轻；随着继续成长，他们也将会与我们更加相似。因此，生命周期效应意味着，我们年轻时所秉持的思想、言行会随着我们变老而改变。
因此，在考察青年人的政治观念、政治态度、政治行为时，区分这两类现象就显得十分必要了。本文的研究问题包括，首先，东亚各个国家和地区的青年人在政治观念与行为上是否与成年人和老年人不同？如果有，这些不同表现在哪些方面？其次，青年人所表现出来的态度与行为在他们之后的人生阶段保持稳定吗？或者，人们的政治观念与行为会随着年龄的增加而相应发生变化吗？
我们将通过观察亚洲青年一代与民主和政治参与度（political engagements）相关的价值观、态度与行为方式来回答这些问题。具体来说，当前亚洲更加年轻的群体是否表现出更强的民主价值观和对民主政治的参与（democratic activism）？如果回答是肯定的话，其原因在于他们是“新一代”吗？如果代际变迁正在亚洲发生，那么我们将会看到年轻一代会比年长一代更加倾向于“亲民主”（pro-democratic）。而且，即使年轻人变老，他们的“亲民主”趋势也将会保持下去。另外一种情况即生命周期效应则相反，年轻的群体可能表现出来与年长人群不同，但是随着他们日渐变老，这种不同将会减少或者消失。
我们发现，东亚的年轻人，在某些观念上，显示了和老一代不一样的特征。在这些观念维度上，东亚正发生着显著的世代替换：更年轻的人口在观念上和较年老的人口有显著的差异，而且这种代际差异是稳定的，不会随着年轻人口变老而消失。这是一种代际差异而不是年龄差异。在这些观念维度上，我们可以预计东亚社会随着年轻一代逐渐成长为社会的主要构成人口，而年老人口逐渐离开社会而使整个社会的观念逐步发生变化。但是，在另外一些观念维度上，年青人所表现出来的和成年与老年人的差异，则是由于年龄差距造成的。年青人和成年、老年人之间的差异不是代际差异，而是生命周期性的差异。随着年青人口进入成年、老年，他们的观念会逐渐向目前的成年、老年人靠近。此外，政治观念上还有一种“政治世代”（political generation）现象，即一个社会中某一代人由于其成长的历史阶段比较特殊而形成了和同一社会中其他各代人都不太相同的观念。
二、年龄、世代、生命周期与政治观念的理论背景
关于年龄、世代与政治观念、态度、行为的关系，一般有几种社会心理学分析路径。其中最主要的是代际替换和生命周期两个主要理论视点。代际替换也称为代际变化（generational change或generational shift），主要认为从一代人到下一代人，在价值观、态度、信念、行为等方面，会由于两代人生活、成长的社会经济环境不一样而发生变化。新一代的人成长起来的时候所处的社会经济环境和老一代的人成长起来时所处的社会经济环境不一样，就造成新一代成长过程中形成了和老一代不一样的价值观、态度、行为特征等等。生命周期的理论则认为，人的价值、观念、行为特征等，很多方面是随着岁数的变化、随着一个人进入人生的各个不同阶段而发生变化的。这一理论还指出，我们一般观察到的年青人和成年人、老年人之间的各种价值观念、态度、行为特征的差异，是由于这些人年龄不同、正处在人生的不同阶段而造成的。此外，还有一种“政治世代”的现象。比方说，“文化大革命”期间处于社会化阶段的人口（比如当时15～20岁之间的人口），成长过程中所处的社会、经济、政治环境明显不同于其他年代长大的人口，他们在政治观念和行为上则会有显著的差异或特征。本小节简要梳理这三条理论线索，为下文展现实证数据提供一个背景。
（一）人类价值观与社会经济变迁
生长于不同的社会、经济、政治、文化环境的不同世代群体，在成长过程中会被社会化“糅合”进不同的价值与信仰。人类的价值观在个人的成长阶段“成型”之后便基本稳定，而这个形成阶段通常是一个人的童年至青年期。每一代人的价值观都形成于成长过程中，并在25岁之前基本成型。所以，如果一代人的价值观与其父辈不同，即使他们逐渐变老，这种代际间的差异将会保持下去。
这样的代际变迁只会在社会发生变迁时才会发生。如果新一代所成长的社会经济环境与其父母生长的社会经济环境不同，他们同样会形成不同于其父母的价值观。他们一旦在青年时期形成某种价值体系，即使成年或者变老后也很难“褪去”。因此，一个新的社会经济环境很可能使新的一代发展出不同于过去世代的价值观与行为态度。
许多价值观或者旨趣潜在于人类天性之中。一个人出生与成长的社会经济环境无疑会影响其价值观形成的过程。某一种社会经济环境会有助于形成某一些价值观念和态度，同时也会压制其他一些价值观或态度的形成。如果一个人在有助于形成“亲民主”价值观的社会经济环境中从少年长成青年，则这个人就可能“习得”“亲民主”的价值观。与之相反，如果一个人是在强调等级与服从的社会经济环境中从少年成长为成人，则他会形成一种尊重等级与服从权威的价值观。
人类社会的发展历程中，从农村生活和温饱型农业（subsistence agriculture）向城市生活、工业经济的转型，对于人们的价值观和行为态度会产生重要的影响。关于民主价值观与政治参与，一般研究显示，温饱型农业主导下的社会经济环境有助于造就家长制主义者（paternalist）和威权价值观。这样的经济社会环境存在于典型的工业革命发生前的国家以及当前多数发展中国家的农村地区。
在工业化开始之前的农业社会，物质稀缺是社会经济生活的基本特征。在这样一种社会经济条件下，生存乃多数社会成员的最大关注。这样的社会经济现实导致等级制的社会与政治组织，并迫使社会成员在其中强调服从、等级、一致与避免冲突。此外，这样的社会经济条件还倾向于形成过度的自我防卫与组织外部的仇恨，从而导致低层次的宽容与多样性。在这样的社会中，服从、从众备受重视，而自我表达与个性化则受到控制；同时，较低的识字率、信息缺乏、媒体管制也是其显著特征。因此，观念得到自由表达和争论的“公共空间”（public sphere）无法形成；而“公共空间”的缺失无疑减少了新观念表达与争论的可能性，也阻止了好的观念形成或传播到更广的公众。
工业化以及相伴的经济发展一旦发生，将使得一个社会有效地摆脱稀缺性。这样的社会经济转型将调动大部分人口供职、生活于现代经济部门，也使得新的一代人成长于不同于温饱型的农业社会的社会经济环境之中。在一个现代化和城市化的社会中，充足的食物使得人们的基本需求得以保障，个体出生和成长在一个不用过多担忧生存的社会经济环境之中。在这样的现代、城市、工业化的社会中，个体还接受长期的正式教育，从而提高了文化水平，并习得被现代人类社会制度化的价值观念。之后，他们步入诸如制造业、商业、管理、媒体、医疗与金融等现代行业。身处这样的环境中，人们往往热衷于对社会、政治与文化事务的公共讨论。个体在这样的社会经济环境之中出生、成长、接受教育、工作与生活，将更有可能形成一种称之为“亲民主”的价值观。这种价值观通常强调自由、多样化、平等、个人权利与负责任的政府（Welzel，Inglehart & Klingemann， 2003）。人们更愿意表达自我观念和偏好，并参与公共生活。尤其当一个社会进入所谓的后工业化阶段（post-industrial stage）后，这便意味着知识和信息密集型行业占据了经济的大部分，其成员也会习得最强的“亲民主”倾向（Inglehart， 1997）。
（二）生命周期与价值、观念变化
有助于我们理解青年人在价值观、态度与行为的第二个特征是民主参与的生命周期理论。心理学家认为，我们的价值观随着我们进入不同的人生阶段而变迁。因此，更年轻的人们可能拥有不同的价值观。然而随着他们逐渐变老，他们则会接受那些更老一代人的价值取向。这相对比较容易理解，由于生命是一个发展与成长的过程，随着一个人逐渐成长并经历不同的人生阶段，他或她对于不同事物的观念也会随之“演变”（Braungart & Braungart， 1986）。
从表面来看，当青少年年龄增长之后，他们的注意力与关注点很容易变化。年轻的人可能更多参与娱乐、体育或者各种浪漫的活动。但是一旦他们在生活中承担了不同的“角色”（如购买房屋、承担工作压力或者搬入新的住宅区等），他们便很可能发生变化。随着年龄增长，他们会花更多时间在社会与政治事务上。基于美国的研究表明，随着人们的年龄增长，虽然他们的党派立场保持不变，但他们对于党派的认同却变得更强（Converse， 1969）。根深蒂固的价值观往往在个体成年之前形成，包括个体是左派或者右派的立场。因此，生命周期效应通常在个体的诸如酗酒、消费或者节俭而非基本价值取向等行为特征的变化中得以察觉。
比如，18～32岁的人比他们年老时去教堂更加频繁，早先的成人时期去教堂的频率显然表现了生命周期效应。而且这种效应还可以从婚姻与父子关系等生活事件中得以追踪（Stolzenberg，Blair-Loy & Waite， 1995）。更加年轻的人不太会成为物质主义者，因为父母的家庭义务帮他们卸去了物质负担，使得他们觉得金钱不是特别重要（Ike， 1973）；或者随着人们结婚的时间越长，他们则会变得更加亲社会（pro-social）（Bekkers，2002）。此外，职业生涯也可能改变人们的态度与行为。相对于一个学生或处于工作岗位起始点的角色而言，一个中层的管理者角色可能会改变个体的政治态度与行为。当一个人到达最高管理岗位，他或她的态度与行为的某些方面同样很可能改变。在政治方面，个体的价值观可能不会发生太大的变化。当我们步入不同的人生阶段或扮演不同的角色时，我们可能会面临不同的激励机制或利益；如此一来，我们采取一定政治行动的决定也可能会发生相应改变（Green，1992）。
（三）政治世代
政治世代的理论背景实际上和代际替换理论是一样的，都是社会心理学上的社会化理论（socialization）。这一理论认为，人的主要价值观念是在青少年时代形成的，而一旦形成，则这种主要价值取向在成年和老年期间是不会变的，即便周遭世界和自己的生活状况已经发生了变化。社会化的主要阶段大概是十四五岁到二十出头期间，英文称为“青少年和早期成人”阶段（adolescence and early adulthood）。政治世代的形成要求在某一代人处在社会化的阶段时，社会或政治上发生了非常不同于其他年代的事件或变化。例如，西方20世纪30年代的大萧条；两次世界大战；中国1949年和50年代的新国家和新社会制度的建立、60年代的“文化大革命”、80年代初期的改革开放等。2001年9月11日，美国受到伊斯兰极端主义恐怖分子袭击，对美国的国际、国内政策产生了巨大的影响。在“9·11”事件之后十来年内长大成人的美国公民所获得关于宗教、世界事务以及其他相关事务的理解与认识，就会与之前、之后成长的世代截然不同。
（四）研究设计和数据来源
根据以上理论背景，本文将展示东亚人口中的一些代际变化、生命周期、政治世代的现象，来理解东亚青年一代的政治价值、观念、行为特征以及发展趋势。本文依靠“亚洲晴雨表”（Asian Barometer）政治观念与行为调查最近十多年来在东亚采集的数据，分析东亚各个年龄段、世代的人群在政治观念、态度、行为上的差别和趋势。该调查由台湾大学政治学系和“中央研究院”政治学研究所协调，由东亚的各个国家、地区的研究团队共同参与执行。自2001年开始，约每五年进行一次。参加该调查的国家和地区由第一波（2001～2003年）的八个，发展到第三波（2010～2012年）的13个。下面展示三个维度的分析。
一是世代替换：通过比较同一代人在不同时间点（比如第一波和第三波调查）是否显示相同或相近的观念或行为，我们可以检测在某种价值观念或行为上是否出现了代际变化。同一代人在2001年的某观念，如果十年之后还表现出类似或相同的特征，则表明这种观念在个体身上是稳定的，不随人口年龄增加而改变。这就是世代替换或世代变迁的现象：新一代人的观念和上一代人的观念之间的差异是由于世代造成的，不是岁数或生命阶段不同而造成的。
二是生命周期：如果不同年龄的人口在观念或行为上有差异，但是这种差异随着年龄的增加会消失，那么在这种观念上就存在生命周期的效应。
三是政治世代：如果某一代人在某些政治观念或行为上和其他代人不一样，就说明该世代是比较特殊的一个世代。
三、亚洲青少年“亲民主”价值观上的代际变迁
在过去的半个多世纪，亚洲社会经历了高速的社会经济变迁。日本、韩国、中国台湾、香港以及新加坡代表了经历20世纪后半叶快速工业化的经济体。随着快速的工业化，这些社会中民众可支配的收入持续增长，越来越多的人离开农业部门而进入制造业与服务业部门，而且更多的人接受了高等教育并居住在城镇地区。亚洲的新兴一代也正在通过书籍、电视、电影、广播以及日益增多的移动电话与互联网接受与整理更多的信息。
图1和图2表示亚洲新近世代的社会经济环境的不同之处。基于对“亚洲晴雨表”数据的分析，一个使得“亲民主”价值观“扩张”的关键社会经济因素是教育（Wang & Tan， 2013）。其中图1表示不同世代的亚洲居民所获得的正式受教育年限，由此我们可以将亚洲的新兴一代与更老的世代进行对比。横轴的数字代表每一世代群体的出生阶段，如“1970～1979年”表示在1970年至1979年之间出生的世代。
由于这些亚洲国家或地区社会经济的发展，教育得以惠及更多的民众。图1非常清晰地表明，得益于亚洲各个国家或地区最近几十年来的经济社会的发展，近年出生和长大的世代比更老的世代获得了更高层次的教育。与更老的世代相比，新的一代有更高比例的群体进入学校，同时也有更高比例的群体接受更高层次的教育。在“亚洲晴雨表”所覆盖的13个社会中，当前最为年轻的一代，即出生于80年代的群体，平均接受了超过12年的正式教育。这比接受调查的最老的一代要多了四年。此图包括诸如日本、韩国和中国台湾等发达社会，也包括诸如泰国、蒙古国、柬埔寨和越南等欠发达社会。因此，最年轻一代与最年长一代之间的教育鸿沟实际上缩小了。这是因为这样的差距在亚洲的发达社会中远小于发展中社会。假如我们仅仅观察发展中社会的话，两个群体间的教育差距将会更大，这也暗示巨大的代际变迁正在发生。
无论如何，图1证实在近几十年来，更加年轻的世代享受了更高层次的物质保障、教育以及社会经济发展的其他方面。同样地，图2 则表示现代通讯影响每一世代的渗透程度。其中，横轴的数字表示每一世代群体的出生阶段。平均来看，在最年轻的一代（那些出生于80年代及此之后的群体）之中，45％的人口几乎每天使用互联网。与此相反，在最年长的一代（那些出生于30年代及此之前的群体）之中，每天使用互联网的比重低于5％。
大致从50年代开始，这些亚洲社会见证了巨大的社会经济变迁。进入21世纪之后，有两个特征出现在这种宏观的趋势中。一是东亚早期工业化的经济体，其社会经济变迁随着其步入一个后工业化、知识与服务密集型的社会发展阶段而继续进行。二是诸如中国大陆、越南、马来西亚和印度尼西亚等其他东亚社会，这些地方正在经历着工业化和迈向更高的城市化、更加富裕、更高受教育层次与更丰富信息的社会生态的社会发展过程。
正因为此，在东亚社会中看到一种民主价值观的世代间变迁并不意外。在 “亚洲晴雨表”调查中，我们持续地使用一系列问题和指标来测量人们的“亲民主”价值观。基于人们的社会价值观的现代性理论（Yang， 1986），这些问题考察人们对于其中的权力关系（authority relations）、避免冲突等看法。在多数情况下，我们观察到亚洲更加年轻的世代更具现代性（Inkeles & Smith， 1974），并怀有更高的“亲民主”价值观。
更直接的是，我们使用一组问题来衡量人们的民主价值观，这些问题直接与政治、政府相关。我们使用一组问题，以测试受访者是否支持或反对关于平等、问责制、互相制衡、法治以及政府其他民主原则的陈述。这些陈述包括以下内容：
受教育程度低的群体应该与受教育程度高的群体在政治上说的一样多。
政府领导人就像是一家之主，我们都应该遵循他们的决定。
政府应该决定在社会上是否允许就某一思想进行讨论的。
如果人们组织大量团体，社会的和谐就会被打乱。
当法官决定重大案件时，就应该接受行政部门的观点。
如果政府持续受到监督机关制约，很难完成大事。
如果我们的政治领袖是正直的人，那可以让他们决定一切。
如果人们有太多不同的思维方式，社会将变得混乱。
当国家面临困境时，政府在应对时可以无视法律。
如此测量人们民主价值观的做法是相当有用的。当我们直接地询问一个人是否支持民主时，我们通常不能确定“民主”这个词之于受访者的意义。大多数情况下，当人们说他们支持民主时，他们的意思可能是与教科书上所定义的民主不同的事物（Inglehart，2003）。在没有明确提到“民主”一词之下，让人们判断这些陈述实际上会给我们“民众究竟有多民主”这一问题更准确的信息。无论一个人是否明白什么是民主，但拥有民主意识的人往往会拒绝这些陈述。相反，如果同意这样的陈述，则意味着人们怀有非民主的思维定式。在我们所调查的亚洲社会，就这样的价值观而言，一个明显的世代交替模式可以被观察到。
图3与图4展示了人们在回答其中两条陈述时的世代间趋势。图3表示人们对于“政府领导人就像是一家之主，我们都应该遵循他们的决定”（表述1）的回应；而图4则表示人们对于“如果人们有太多不同的思维方式，社会将变得混乱”（表述2）的回答。该问题以四分量表表示：“4”代表“非常不同意”，而“1”则代表“非常同意”。横轴的数字还是代表每一世代群体的出生阶段。
图3和图4均清晰地显示，从上世纪后半叶开始，东亚较晚出生的世代比其前辈表现出更强烈的“亲民主”价值观。在图4所代表的社会中，20世纪40年代出生的一代较30年代出生的一代表现出更强烈的“亲民主”价值观，而50年代出生的一代则较40年代出生的一代更加倾向于“亲民主”，以此类推。最近的一代，即80年代之后出生的群体，则展现出最为强烈的“亲民主”价值观。
在涉及如何看待政府领导人的权威时，从图3可以看出，在所有社会中，最年轻的世代都是最为“亲民主”的。这也意味着，在经过足够长一段时间的社会经济现代化之后，任何一个社会都可能产生一种“亲民主”且排斥家长主义与父权制的公民。尽管存在社会、政治、宗教与文化背景的差异，社会人口的这种价值观变迁也将会发生。
图3中表示日本的代际变化的曲线十分有趣：在涉及领导人权威时，它表示了整个日本社会的更强的“亲民主”趋向。此外，与其他社会相比，日本社会的不同代际之间呈现出更加均等的“亲民主”价值观。这表明了比其他东亚社会更早步入工业和现代经济的日本所代表的现象：日本公民的价值变迁过程远比其他社会的公民要早得多。
因为日本较早地开启了这样的社会变迁，拥有较低民主价值观的老的一代大部分已经过世，而当前在日本生活的世代基本上都具备较强的“亲民主”价值观。因此，假如一个社会的社会经济现代化在足够长的一段时间稳定于一个较高层次，相继的世代都将习得同样高的“亲民主”价值观。在这样一个社会里，由于人们共享同样较高的民主价值观，所以人们之间的这种价值观将不存在鸿沟。
图3与图4展现了较近的世代在一些维度享有更强的“亲民主”价值观。由于这只是代表选取的时间点，我们只是获取了代际间差异的简单印象。比如，图表确实呈现出，出生于80年代的人较出生于70年代的人更不同意上述表述。但是仅就图3与图4而言，我们很难确认是否这种差异会贯穿这些人的一生。
假如80年代出生的人较70年代出生的人更加“亲民主”，同时70年代出生的人与60年代出生的人也具有同样的趋势，我们应该预期在一个时间点（T1）进行的调查所显示的这种差异仍将会保留在五年或十年后的调查中（T2 = T1 + 5 或者 T2 = T1 + 10）。在T2这一点上， 80年代出生的人将与T1这一点上出生于70年代的人年龄相似，那么他们的价值观也会与T1点上出生于70年代的人一样吗？
“亚洲晴雨表”调查使得我们可以在T1 和 T2上观察这样的世代特征。图5和图6展示了中国台湾和马来西亚民众的这种特征。其中，横轴的数字还是代表每一世代群体的出生阶段。在2001年和2010年的调查中（“亚洲晴雨表”第一波和第三波），受访者被问到他们是否认为经济发展比民主更重要。图中曲线代表不同世代中选择“民主在一定程度上更加重要”与“民主绝对更加重要”的比重。
在同一时间点上，相同世代的人给予了民主相似的重视。一般来看，较近的世代比较早的世代表现出更强的民主倾向，正如曲线的上行趋势所展示的那样。这也证实了第三波调查（图3与图4）数据中的代际间特征。
但是，更为重要的是考察这种代际间差异随着时间流逝的稳定性。假如较老的一代人由于年龄较大而在T1显示出更低的“亲民主”比重，那么我们可以预期在十年后的T2，当他们变得更老的时候，他们的偏向会下降。以80年代出生的一代为例。如图5所示，在2001年（T1）的调查中，他们表现出比70年代出生的一代更高的民主支持度。如果这是由于他们比较年轻，那么我们应该预期在2010年（T2），即当他们与T1点上的70年代出生的一代人年龄相似的时候，他们的民主支持度也应该下降，如图中箭头显示的那样。
然而，数据显示在2010年之后，80年代出生的一代的民主支持度反而上升到一个更高的水平。而且70年代与60年代出生的世代的民主支持度也没有下降，他们同样比2001年调查时年长10岁。这实际意味着更近的一代享有更高的民主支持度并不是因为他们更年轻，而是因为他们的价值观不同于更早的一代。因此，即使他们在T1与T2年龄变得更大，他们的民主支持度也没有下降。随着年老的民众逝去，更高民主支持度的公民随即“补缺”。
图6则通过马来西亚的数据显示了相同的特征。第一次调查在2006年，第二次则在2010年。在马来西亚的不同代际之中，相信“民主在所有政体中总是最合适”的比重从年老者到更为年轻者呈现上升趋势。很明显，马来西亚出生更早的世代表现出更强的民主偏向。而且，在两次调查之间，更加年轻的世代的民主支持度并没有随着他们变老而下降。
这也证实了亚洲民众的民主价值观存在一种重要的模式。得益于近几十年内在这一区域发生的高速社会经济现代化，亚洲的青年人比更老的世代具有更强烈的“亲民主”价值观。总体来看，亚洲的青年人在以下维度上展现出更强的“亲民主”价值观。
一是对于权威的态度：与他们的父辈相比，年轻的亚洲人将他们与权威的关系看作是相互的（reciprocal）而非等级制的（hierarchical）。
二是个性：年轻的亚洲人在观点上更加明确且更愿意表述其偏好。
三是民主：年轻的亚洲人更加偏好民主的政府。
四是多样性与差异性：年轻的亚洲人更愿意接受多样性与差异性。
在亚洲不同世代发生的趋向“亲民主”方向的价值观变迁，主要是由于这些社会得以产生经济安全、教育、信息与城市生活的社会经济转型条件。在这些社会中，更年轻的世代对于“亲民主”价值观的积极习得在他们变老时也是有韧性的（resilient）。如果最近的社会经济转型趋势持续下去，步入社会的下一代将会享有更强烈的“亲民主”价值观。这也是亚洲民主本质方面最为重要的消息。
四、青少年民主参与的生命周期特征
从对数据的分析中，我们也发现，在一些与政治和民主相关的态度和行为上，亚洲的民主表现出生命周期特征。图7和图8展示了两个例子。其中，横轴的数字表示受访者在调查时的年龄段，1至4分别代表“完全没兴趣”、“不是很感兴趣”、“有一点兴趣”和“非常感兴趣”。在观察公民对于政治的感兴趣程度以及他们对于本国民主制度运行的满意度时，期望人们的心理参与政治的改变可以更加直接地表现出来；而当他们逐渐成熟，会得到不同层面的生活优先次序。图7表明，在多数亚洲社会中，人们对于政治的兴趣随着年龄增长而增加。30岁以下的人们表现出最低的政治兴趣，但是当他们年龄增长，他们对于政治的感兴趣程度在增加，而且在50岁时到达最高点（当他们60岁后，他们的感兴趣程度在下降，未包含在图7中）。
图8则展示了不同年龄段的群体对于本国民主绩效的判断。可能是因为随着年龄增长，人们的预期也随之改变，或者进行政治判断的心理过程也随之发生变化，我们看到在亚洲，人们随着年龄的增长，其对于民主的判断也更积极。在大多数社会，可以看到更年长的群体对本国或地区表现出了更高的民主满意度。但中国台湾是一个例外，年长的群体比年轻的群体表现出了更为负面的民主满意度。
对于当政的领导人或者政府的判断很可能受到很多因素影响，但是从总体来看，随着年龄增长，人们倾向于更少的批评。图9证实了这一点。其中，横轴的数字表示受访者在调查时的年龄段，1至4分别代表“完全不满意”、“不是很满意”、“有一点满意”和“非常满意”。
可以肯定，我们没有在所有亚洲社会发现这一模式，但还是值得运用这一视角来观察人们随着年龄增长的政治态度变化。
生命周期效应也很可能表现出“U型”或者 “倒U型”的趋势。也就是说，一些态度或价值观可能在开始时上升，随着个体年龄逐渐增大而下降。一般来看，个体的政治参与度通常在其成年早期相对较低，在中年时稳步上升，然后在步入老年阶段后下降 （Rosenstone & Hansen，1993）。这一理论发现可以帮助我们理解亚洲青年随着年龄增长，其价值观、态度与行为模式的变化。
图10和图11展示了两个例子。在此我们依旧使用两个波次的数据来探究不同年龄阶段人们的生命周期特征。其中的逻辑是，假如X岁的人们在调查时间T1表示出态度A，而且假如在第二次调查时间T2同样X岁的人们表现出同样的态度A，那么我们将可以肯定生命周期效应的存在。图10和图11可以帮助我们比较处于相似年龄段但居于不同时间点上的人们。两图的各自两条曲线分别代表“亚洲晴雨表”两次不同调查，上面的每一点则代表一个年龄组群体在调查时间点的态度与行为特征。
比如，在这些图上，在2010年30多岁的人们与那些在2001年30多岁的人们表现出相似的态度与行为特征。这说明无论人们什么时候出生，当他们30多岁时，他们会在行为与态度上表现出一定的特征。因此，假如在两个时间点上观察到两个相同年龄组的群体表现出相似的行为时，我们就可以确定存在生命周期效应。
从图10我们可以观察在台湾最近选举中试图劝说他人选举候选人或政党的比重。在2001年与2010年的调查中，相对于其他年龄组而言，30～49岁的民众更有可能劝说他人。因此，当个体“离开”青年期，这样的选举行为会上升；当到达一定年龄之后，相同的选举行为则会下降。相同的特征同样在韩国的数据（图11）中发现：40多岁的韩国人更可能劝说他人去选举某个候选人或政党；当他们50多岁后，这样的行为概率便会下降。总结来看，以下的态度与行为可能具有生命周期特征：政府绩效的预期与评价、政治的心理卷入度（psychological involvement）、诸如选举和游行的政治行动参与、政策偏好。
这样的生命周期可能是线性的：当人们变老时，他们的变化方向基本相同，其态度会变强或者变弱。但是，这也可能是“U型”或者 “倒U型”的形式：起初当个体年龄增长，他们的态度会变强（或变弱）；然而过了某个年龄之后，这些态度将会变弱（或变强）。
五、政治世代
在亚洲，我们观察到一些世代的公民的政治态度与其他世代的公民不同。这样的世代之所以出现，主要是由于他们成长过程经历了一些特殊政治与社会事件。比如在韩国，据说所谓的“386”一代的确存在。“6”表示这些人多是出生在60年代，“8”表示这些人在80年代上大学，并在当时努力推动韩国社会的民主转型，“3”则代表这一称谓被创造出来的90年代时，这一代人正好30多岁。韩国政治在90年代似乎表明，这群人和其他世代的韩国人相比，更加支持民主，也更加积极地参与政治。
图12显示，韩国民众中出生于60年代的一代，的确比其他世代表现出更强的民主偏好。其中，横轴的数字表示每一世代群体的出生阶段。数据还显示，这一代人和其他世代的韩国人相比，对政治更感兴趣，对政治事件也更加密切地关注，参与选举和投票的概率更高，对于韩国未来的民主发展也持有更高的预期。
在我们的数据中也发现，中国大陆公众中，50年代与60年代出生的群体也对政治表现得更积极和有兴趣。前者具有这一特征很可能是他们目睹了“文革”期间公众激进的政治动员：当“文革”如火如荼地进行之时（1966～1969年），这一群体正处于青春期和成长期。与此相反，后一群体在80年代前期正处于20多岁的时候，而这一时期正是紧随邓小平改革开放政策的政治格局发生调整的阶段（Wu & Lansdowne， 2008）。在这一时期，知识界和政治上逐渐开放，形成了一段相对活跃的政治时代，直到“天***件”。
同样地，台湾的数据也显示50年代与60年代出生的世代在政治上更为积极。这两代人可能分别在70年代和80年代习得了他们的政治热情。在这一时期，台湾的“党外运动”掀起了公众对于政治自由化的需求，并导致1986年正式反对党合法化和媒体自由化（Jacobs， 1998）。我们还发现，台湾50至70年代出生的群体对台湾的民主运转满意度明显比其他世代高。这可能是由于他们在青年时期经历了90年代台湾民主的早期蜜月期。相反，台湾80年代出生的群体在90年代末期和21世纪初期逐渐成年，当时年轻的台湾民主被分裂的选举政治和大量政治丑闻所困扰，所以这一代台湾人的民主满意度较低。
这一类似的世代特征也可以在新加坡、泰国和其他亚洲国家的数据中发现。在这些国家，通常是50年代和60年代出生的群体在政治上更为积极，而之后出生的世代（比如出生于70年代和80年代）则享有更高的“亲民主”价值观（比如他们对于权威的看法），对于政治的兴趣和参与度则相对较低。除了上述世代经历了这些社会最为波澜壮阔的政治运动时期这一因素（如新加坡1965年前后的独立建国运动），还有一个原因在于持续的经济现代化和不断提高的物质丰裕程度，使得亚洲最年轻的一代（即1980年以后出生的一代）可以在一个后现代社会全身心追求生活的满足和舒适，而不去参与政治与社会事务（Inglehart， 1997）。另外一个原因是，由于诸如以娱乐为中心的青年文化等各种原因，最新的一代亚洲青少年已经出现了一定程度的政治冷漠。在亚洲各地，青少年都忙于追逐流行歌手和各种体育、娱乐活动，几乎没有时间关心政治。而公民计划将有助于引导年轻人将精力投入到更多的公益活动中。在一些国家，年轻的一代也被高昂的生活成本所困扰。比如中国的“80后”，他们不得不为房地产市场的不断扩张而“买单”，因而被广泛报道成为“房奴”。他们同样担忧高质量的医疗与教育。面对高额的生活成本以及成为困扰这一代的“三座大山”（住房、医疗与教育），加上工作不稳定，这些“70后”和“80后”尽管享有更高的民主渴望度，却不得不为体面的生活而挣扎。
六、结语：政策干预策略
上述关于亚洲青少年的发现向我们展示了人类价值观、信仰、态度和行为的多层性。深层次的价值观通常在个体的成长期而非成年后形成，一旦形成也很可能保持稳定。相反，浮于表面的价值取向、态度和行为在整个人生阶段则容易发生变化或调整。而一段时期内的特殊的政治或社会事件则会长期影响在此阶段成长起来的一代人。那些反映了亚洲青少年深层次的民主生活方式的信仰则更为稳定。一旦个体在其青少年时期形成这种价值观，他或她则更可能在其一生中保持稳定。比如，一个人是成为左派还是右派更有可能在其青少年时期“定型”，而之后的事件则不太可能对此带来大的改变。
相反，对于民主如何运转、什么是参与民主与表达偏好的最佳途径等问题的看法则更可能在他们变老时改变。因此，当我们观察积极的公民运动时，应该避免高估青少年的潜在动力，因为随着年龄增长，他们的行动激情会逐渐下降。然而我们在看待青少年的政治冷漠时还应该避免过度悲观。在他们成熟时期，可以通过一些积极的公民计划来激发其行动的意愿。因此，亚洲和其他发展中地区的青年计划可以采取以下策略。
（一）作为自由的发展
确保更多的青少年享受社会经济现代化成果是培育他们“亲民主”价值观的关键所在。在大部分亚洲地区，促进青少年的民主公民意识所面临的挑战，仍然主要是社会经济和发展方面的。确保青少年（尤其是儿童和少年）有充足的食物、可观的收入、健全的教育以及获取公共服务，将是让亚洲青少年习得“亲民主”价值观最为有效的途径。经济安全、繁荣的社会经济环境与融入现代城市生活是培育当前和未来年轻一代的先决条件和有效动力。随着亚洲的青少年享有这些发展福利，他们在成年后将内在地接受民主的观念，拒绝维权主义与政治压迫，追求民主的政府运转方式。
（二）推进公民美德
社会经济发展使得“亲民主”的一代逐渐成长，但这对于积极的政治卷入和民主参与还不够。年轻人仍需要被劝导参与政治活动，被训练以发展对于政治的兴趣和参与政治活动的能力。一些与民主参与相关的行为和态度表现出生命周期的特征，一些具体的青年计划可以使得亚洲青少年更有效地参与。然而，对于青少年参与政治与公共事务而言，必要的社会与政治条件在不同的亚洲社会中却存在广泛的不平等。
在诸如中国台湾和韩国等社会中，现存的密集的公民组织网络可以确保包括青少年在内的一般公众参与政治。但在诸如中国大陆和新加坡等其他社会，由于政府对非政府组织的不信任而使得这类组织严重缺乏。此外，这些国家的政府也倾向于垄断政治动员组织，年轻的一代也被有意或无意排除在积极政治参与之外。
因此，这些地区的政府和社会需要采取措施，协助青少年在参与政治方面扮演重要角色，比如协助其构建政治和公共事务讨论、参与的社会条件。这些项目将是训练真正的民主公民的有效平台。这些项目可以成为真正的民主公民的“训练场”并专注于为年轻人提供以下机会：提高他们关于政治事务中的知识；提高他们在政治参与中的技能，如写作、演讲以及团队协作；让他们熟悉诸如选举等政治程序；让他们积极地与政治团体和政治行动者互动；让他们参与到诸如促进公共福利的项目之中，如环境、健康和扶贫。
也就是说，亚洲各地已经具备了准备“拥抱”民主原则的青少年。在这种情况下，积极的计划和项目不仅可以引导他们将精力和能力投入到正确的方向上，还可以培育这些年轻人的公德心。此外，这些计划和项目还将使得亚洲的青少年具备有效进行社会和政治变革的能力。
参考文献：
Abramson， P. R.， & R. Inglehart， 1986， “Generational Replacement and Value Change in Six West European Societies，” American Journal of Political Science， pp. 1-25.
Alwin， D. F. & J. A. Krosnick， 1991， “Aging， Cohorts， and the Stability of Sociopolitical Orientations over the Life Span，” American Journal of Sociology， 97， pp. 169-195.
Bekkers， R.， 2002， Development of Social Value Orientations： Socialization and Life-Cycle Effects， Unpublished manuscript.
Braungart， R. G. & M. M. Braungart， 1986， “Life-Course and Generational Politics，” Annual Review of Sociology， 12， pp. 205-231.
Converse， P. E.， 1969， “Of Time and Partisan Stability，” Comparative Political Studies， 2（2）， pp. 139-171.
Green， D. P.， 1992， “The Price Elasticity of Mass Preferences，” American Political Science Review， 86（1）， pp. 128-148.
Ike， N.， 1973， “Economic Growth and Intergenerational Change in Japan，” The American Political Science Review， 67（4）， pp. 1194-1203.
Inglehart， R.， 1997， Modernization and Postmodernization： Cultural， Economic， and Political Change in 43 Societies， Princeton， N. J.：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Inglehart， R.， 2003， “How Solid is Mass Support for Democracy—And How Can We Measure It？” Political Science and Politics， 36（1）， pp. 51-57.
Inkeles， A. & D. H. Smith， 1974， Becoming Modern： Individual Change in Six Developing Countries， Cambridge， M. A.：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Jacobs， J. B.， 1998， Democratisation in Taiwan， Clayton， Vic： Monash Asia Institute.
Jennings， M. K. & R. G. Niemi， 1974， The Political Character of Adolescence： The Influence of Families and Schools， Princeton， N. J.：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Jennings， M. K. & Niemi R. G.， 1981， Generations and Politics， Princeton， N. J.：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Rosenstone， S. & J. M. Hansen， 1993， Mobilization， Participation， and American Democracy， New York： Macmillan Press.
Stolzenberg， R. M.， M. Blair-Loy & L. J. Waite， 1995， “Religious Participation in Early Adulthood： Age and Family Life Cycle Effects on Church Membership，” American Sociological Review， 60（1）， pp. 84-103.
Wang， Z. & E. S. Tan， Forthcoming 2013， “Modernization： The Ultimate Factor in the Rise of Democratic Values in East Asia，” in Y.-h. Chu， A. Nathan & L. Diamond （eds.）， Ambivalent Democrats： Political Culture and Democratic Legitimacy in Asia， Boulder， CO： Lynne Rienner Publishers.
Welzel， C.， R. Inglehart & H.-D. Klingemann， 2003， “The Theory of Human Development： A Cross-cultural Analysis，” European Journal of Political Research， 42（2）， pp. 341-379.
Wu， G. & H. Lansdowne（eds.）， 2008， Zhao Ziyang and China’s Political Future， London， New York： Routledge.
Yang， K.-S.， 1986， “Chinese Personality and Its Change，” in M. H. Bond （ed.）， The Psychology of the Chinese People， Hong Kong：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pp. 106-170.
责任编辑：郑 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