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共事务与地理治理

人本思想和党文化的分歧

时间：2014-01-26  作者：张显扬  来源：网络转载  查看：229  评论：0
 

1987年夏天，***下台半年左右，一位友人去看望他，安慰他说：“您在人民心中是不会磨灭的。”他回答说：“我问心无愧，我的问题二十年以后才能见分晓。”现在，二十年过去。他的“问题”见分晓没有呢？有的见分晓了，有的还没有。下台以后，他把在位前后十年间的全部讲话、文章、报告、发言稿，集中清理出来，约数百万言，花三个月时间，从头至尾查看一遍。结果，“没有查到原则性的错误”，他很感安慰。但是，他没有去深思：自己说过写过的东西，讲过做过的事情，从意识形态高度看，和几位超级老人以及参与整他的其他人之间，有没有什么相左的地方。实际上，正是意识形态方面的分歧，才使得他们不仅把他当作犯了大错误的人，而且把他当作离经叛道的异端。他下台时看到了某些落井下石的人的丑恶行径。但是，他只觉得他们这样做很不正派，却没有把这些做法和他们的意识形态背景联系起来。其实，这正是他们所服膺的党文化使然。见利忘义，出尔反尔，趋炎附势，落井下石，是这个党文化在党内斗争中很正常的表现。几十年来，党内斗争无数，有哪一次不是这样对待不幸沦为斗争对象的人？何况，他不是别人，而是被认定为离经叛道之人。由于没有把自己的所言所行，上升到意识形态高度去反思。他也没有意识到，自己心中，还深藏着一个与党文化完全不同的以彰显人性为指向的人本思想。这个人本思想，类似于一种潜意识，看似默默无闻，实际上一直在引领着他的思想和行动：或者对党文化作出好意的、人性化的解读，或者和党文化发生龃龉，甚至对立，并最终酿成悲剧。这就是***和他们之间的意识形态分歧：一边是以彰显人性为指向的人本思想；一边是顽固而虚伪的党文化。这也就是***下台的意识形态背景。***的以彰显人性为指向的人本思想的核心，是对人民群众发自肺腑的敬畏和关爱。他说过，一个人“不要把自己轻易地依附于什么人，不要把自己轻易地绑在一个什么车上”。但是，要“附属于人民，归根到底还是个人民，还是个人心。”又说：“共产党人不能忘了人民这个主体，忘了人民要垮台。今天不垮，以后也会垮。”又说，我们党领导的人民革命事业和社会主义建设事业，都是人民自己的事业。“革命胜利以后，人民就是国家和社会的主人。”又说：“作为一个领导干部，要时刻关心人民群众的疾苦，切切实实帮助群众解决问题。要走出办公室，到群众中去，调查研究，了解群众的情绪，倾听群众的呼声。”类似这样的话，其他领导人也不是没有说过。但是，***说了是要照着去做的；而许多人是说给别人听的，说的和做的往往相反。***是一个真诚的“人民主体”论者，一切以人民的利益为转移。他们则是“权力至上”论者，一切以党国的权力、实际是他们自己的权力为转移。林彪说过：“有权就有一切。”这句话，言简意赅，深刻地揭示了他们的内心世界，为党文化作了非常精准的注脚。***担任党的总书记以后，抓住一切机会到全国各地去调查考察，去贴近民众，去感受他们的气息，他想“走遍全国所有的县”。在位期间，除西藏5个、青海2个、云南3个地区外，他踏访了全国331个地区（州、市）；在1600多个县（占全国2112个县的四分之三）留下了自己的身影。1980年到1987年的七个春节，有六个在基层，同人民群众一起度过。这在中共领导人中，是极为罕见的，甚至是绝无仅有的。***走访基层，并非像批评者说的“呜呜走一圈”。“呜呜走一圈”是面上的调查，他还深入到点上去研究。他走到一个地方，就出一个政策，推动全国工作。他到太行山调查后，看到人民很贫穷，感到对不起人民，就出了一个“扶贫政策”。他到东北调查后，就出了中苏边境贸易政策。许多政策，都是在外地，在基层调查研究时酝酿出来的。***的人本思想，有着鲜明的时代特色和个人特点：他所关注的，是社会实践中的实际问题，不是一般的理论问题。他是革命家、思想家，不是理论家。他的人本思想，不成体系，甚至连“人”这个人本思想的核心概念，都是借助于“人民”、“群众”或“人民群众”这些普通的政治术语来表达的。但它绝对符合人本主义的基本精神。他所理解的人民，不是抽象的集合概念，更不是可以拿来自我标榜的符号，而是由一个一个活生生的人组成的实实在在的群体。所谓人民的幸福，人民的痛苦，都是一个一个活生生的人的幸福和痛苦。他的这种思想，在平反冤假错案、落实干部政策的过程中，表现得最为鲜明：他强调，政策要落实到每一个人，不允许用“多数”或“大多数”这类空泛的言词去搪塞。他说：“落实党的干部政策，要一个人一个人地解决，一个问题一个问题地解决，光说空话不行。”他的“人民主体”思想，真正是以“人”为本的，是人本主义在当代中国条件下的独特体现。文化大革命后，人们从痛苦的反思中提出两个问题：一个是国家和人民的关系；一个是“党性”和“人民性”的关系。两个问题的实质是，究竟党国至上，还是人民至上？提出这两个问题的目的，是想为人民群众争得一点权利，以避免文化大革命那样的灾难重演。这两个问题，即使在今天，仍然具有相当的尖锐性。***从他的“人民主体”论出发，对它们都作了合乎民意的解答。***说：我们的同志一定记住，“我们共产党要时时刻刻为人民着想，使人民富裕起来。只要人民富裕起来，我们就有办法了。决不能把人民的利益同国家的利益对立起来，国家的利益离开了人民的利益，就是抽象的，没有意义的。试想，离开了人民，还有什么国家”？认为国家利益同人民利益相一致，这是传统的党的观念，是党国自己创设的不容争辩的说辞。问题是谁跟谁一致、怎么一致？是人民利益在上，国家利益服从人民利益这样的一致呢，还是国家利益在上，人民利益服从国家利益这样的一致？这是两种完全不同的政治文化。前者是民主主义，主张人民至上。后者是国家主义，主张国家至上。如果把这种观点塞到社会主义名下，那就是国家社会主义了。“党国主体”论者故意把二者的真实关系掩盖起来：只讲国家利益同人民利益相一致，不讲谁的利益在上，谁跟谁一致。“党性”和“人民性”的关系问题，是胡绩伟先生1979年3月在全国新闻工作会议的讲话中提出来的（当然，往早说，上世纪四十年代延安时期就已经有这个问题了），他认为“党性和人民性”是一致的。以后又作了进一步解释和发挥，认为“党性来源于阶级性和人民性”。就为了这个“人民性”，胡绩伟遭到胡乔木严厉批判。胡乔木认为“党性来源于人民性”的观点是错误的：“人民性”是一个“含混不清”的概念。其实，“党性”何尝不是一个“含混不清”的概念？问题不在于概念是否清晰。真正使胡乔木不能容忍的是，在奉为至尊的“党性”旁边，胡绩伟居然给安了个“人民性”，而且还是“党性”的来源。这岂不是说，“人民性”是老子，“党性”是儿子，“人民性”高于“党性”吗？这个问题的实质，同国家和人民的关系是一样的，说直白一点，是党大，还是人民大？胡乔木显然认为党在人民之上，党比人民大。既然争论这么激烈，***不能不表明自己的观点。他说：“我们的新闻工作有很高的党性。党性和人民性是一致的。离开人民性就不叫党性。”在***看来，党和国家是为人民服务的工具。人民理所当然地应该在党和国家之上。和***不同，“党国主体”论者，平时把“为人民服务”的口号喊得山响，一碰到“国家大还是人民大”、“党大还是人民大”以及“党大还是法大”这类问题，就原形毕露，毫不迟疑地把党和国家置于人民之上。人民，在他们那里不过是工具而已。***的人本思想，和哲学史上的人本主义，例如费尔巴哈的人本主义或人本学不同。费尔巴哈的人本主义是一种哲学，是用来解释世界，揭露宗教本质的。它的对立面是神学，或者也可以说是神本主义，用他在《关于哲学改造的临时纲要》中的话说，“神学的秘密是人本学”。意思是说，不是上帝创造人，而是人创造上帝：上帝是人按照自己的形象、愿望和想象创造出来的虚幻的存在。费尔巴哈是哲学家，而且仅仅是哲学家。在他那里，人只是他的哲学的出发点，具有解释学的意义，并不是他在实践中为之效力的对象。哲学世界以外、现实生活中的人，在他的视野之外，不是他所关心的。***的人本思想所包含的思想内容和社会功能，和费尔巴哈的人本主义不可同日而语。***的人本思想，不是哲学，不是用人来解释世界，说明历史的，而是一种道德理念和做人的原则，是对人的合乎人性的看法和态度。***生性善良，不是好斗的人。但是，凡属违反人性，不把人当人的事情，他都毫不含糊地与之斗争。可以说，这是他生平事业中最辉煌、最感人的篇章。（全文1.3万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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