移民的呼声——户籍如何影响了公共意识与公共参与 陈钊/陆铭/徐轶青
原载《社会》2014年第5期
摘要：本文利用CGSS2010的调查数据，考察了户籍身份对城市居民公共意识与公共参与的影响。研究发现，户籍身份对移民的公共意识有一定的负面影响，这种影响并没有随着移民收入或教育水平的提高而明显减弱。在公共参与方面，移民表现得更为消极，其中部分原因是由于现有制度对他们的公共参与形成制约。但在****件参与和面临政府不公对待的态度方面，不同户籍身份人群之间却没有显著的差异。虽然收入水平或教育水平更高的居民的确具有更强的公共意识，但并不明显具有更高的公共参与度。
关键词：公共意识；公共参与；户籍制度；移民
*作者1：陈钊，复旦大学中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研究中心，E －mail：zhaochen＠fudan.edu.cn；作者2：陆铭，上海交通大学安泰经济与管理学院、复旦大学经济学院；作者3：徐轶青，麻省理工学院政治系
**本文得到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点项目（11AZD084；12AZD045；13＆ZD015）和北京大学林肯研究院城市发展与土地政策研究中心（CZC010913）的资助，也是复旦大学“当代中国经济与社会工作室”的成果。
感谢陈周旺、熊易寒和第二届区域、城市与空间经济学国际研讨会（2013年6月28－29日，北京大学）参会者和《社会》匿名审稿人的评论。文责自负。
…………
三、结论
城市化进程使大量农民从农村迁移到城市，除了已经获得当地城镇户籍的“新市民”外，仅跨地区流动的农民工便超过2.6亿人，同时，在城市常住人口中也有一部分人是从其他城市迁移而来。这两类居民在城市里属于常住人口，却没有所在城市的户籍，也即本文所说的“非市民”，其中，农民工占大多数。农村人口进入城市后，收入水平有明显的提高，同时，又日渐脱离了传统乡村的熟人社会和风险分担机制，对社会保障和公共服务的需求提升，也使他们产生了融入城市社会，享有合理的市民权的诉求。与留在农村的人相比，进入城市的人有更强的公共服务需求，但他们的公共参与却受到了户籍制度的限制。
本文的研究发现可以总结为四点：第一，户籍身份对移民的公共意识产生了一定的负面影响，这种影响并没有随着移民收入水平或教育水平的提高而明显减弱。第二，在公共参与方面，在居委会或业委会的选举中，移民更可能因为不具备选民资格而没有参加投票，这体现出现有制度对移民公共参与的制约。但是，在那些没有明显受制度限制的方面，如在社区活动的参与上，移民也表现得更不积极。第三，在****件参与和面临政府不公对待的态度方面，各类身份群体之间却没有显著的差异。第四，教育水平或收入水平更高的居民的确具有更强的公共意识，但在绝大多数的维度上，教育水平或收入水平更高的居民并不明显具有更高的公共参与度，并且教育水平并未明显地削弱户籍身份对公共意识和公共参与的负面影响。
上述发现的含义是值得我们进一步关注的。在中国，户籍制度是与公共服务、社会福利的获取权利挂钩在一起的。虽然城市中外来人口公民意识的形成并没有因户籍制度而受太多影响，但他们在那些能够较为温和地反映基层呼声的公共参与方面（如参加居委会或业委会选举，向居委或业委会提意见建议）却比本地户籍人口更为消极。户籍对外来人口公共参与的这种阻碍也难以随着教育水平或收入水平的提高而有所缓解。然而，在那些更可能以较为激烈的方式反映基层呼声的公共参与方面（如****件），外来人口并没有明显比本地户籍人口消极。这意味着，如果外来人口维护正当权利的意愿得不到常态化和制度化的回应，随着矛盾的日益积累，外来人口就可能以较为激烈的形式自我维权，这对社会各方都是极为不利的结果。
展望未来，城市中外来人口日益增强的公共服务需求、权利意识和相对滞后的公共参与如果持续存在，将是对城市公共治理一个潜在的重大挑战。如果改革能够朝着有利于包括外来人口的城市居民积极介入公共参与的方向推进，城市中个体的利益诉求就能表达更为通畅表达，社会才能更加和谐稳定。这当然需要我们改变对外来人口在公共参与方面的制度制约，赋予他们平等参与公共事务的权利。此外，本文发现，户籍身份对公共意识的影响有限，而对公共参与的影响却较为显著。这种差异主要是在受到制度制约的公共参与行为方面，因此，我们试图突出户籍制度对公共参与的影响。在研究策略上，本文未能严格区分户籍身份对公共意识和公共参与的影响有多少源自于制度，有多少因为与户籍身份相关的个体差异，这值得进一步深入研究。
阅读全文请下载PDF文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