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凤阳两会日记：媒体的围观和大众的进场

张凤阳全国政协委员（教育界）、南京大学政府管理学院院长。

2014年全国两会，凤凰网推出两会“亲历日记”栏目，邀请葛剑雄、迟福林、蒋洪、张凤阳四位政协委员，记录两会所见、所闻、所感，透过他们的视角，为网友呈现全国两会。

用不着什么特别的学术训练，今天的国人大概很少有谁不晓得媒体的巨大能量。但是，自个儿在网上溜达看热闹是一回事，现场的切肤体验则是另一回事。去年第一次参加政协会议，进到小组讨论的会议室，发现四周坐满了记者。委员是一种公共角色，免不了要跟记者打交道，这点我有思想准备；但一个专业性的问题刹那间使我获得了“现场感”——媒体的围观已经而且还将大大地改变政协的运作方式。今年这方面的体会进一步加深。

“四套班子”是当今中国的一种流行讲法，人们都知道政协的位次垫底。所以就有人评论说，政协太“软”，不过是一个“橡皮图章”。其实，在严格意义上，它连“橡皮图章”都不是，因为它手里根本就没有表征国家权力的“橡皮图章”。按常理推论，一个不主事的协商机构岂不就是一个贤人/闲人云集的清谈馆？政协以前的闭门会议究竟是什么情况，我不了解，但根据我的切身体验，在当今的开门会议形式下，委员们想清谈都难了——那么多记者的眼睛盯着你呢。

谁都知道，记者的背后是数不清的受众，委员的一言一行都可能弥散性传播。所以，压力之下就必须认真备课，而且，还不能是临时抱佛脚的那种。作为一个“参与式”观察者，我的感受是，媒体的围观事实上带动了大众的进场，在一种非常复杂的互动情境下，“人大”和“政协”的法理区别，对大众来说似乎已不太重要，关键是谁能更好地表达他们的心声。这样，在当今中国的公共生活中，就出现了一种看起来颇为特殊的“代表型”委员。

“代表型”委员是我琢磨出来的一个概念，我想借这个概念表达的意思是，政协委员尽管不像人大代表那样在法律程序上经过了民众的选举授权，但他们中间的一些人，因契合民众的希望而获得民众的赞许，在功能意义上实质性地扮演起了人民“代表”的角色。这话听来也许有些抽象，不妨设问一下：同样是前辈，葛剑雄教授和申纪兰长者哪个更有资格真正担当人民的“代表”？

此次会议期间，一位记者朋友在提了一串问题以后，最后问我：您觉得人大代表和政协委员应具备怎样的素质？我回答说，最基本的是两条，一是公共关怀；二是议政能力。你既然参与国家的公共事务，总不能老纠缠些私事和家事吧。这是起码的要求。但光有一颗红心还不够，你得有能力发现和捕捉国家-社会治理中的公共问题，把道理讲清楚，给政府出好点子。叫我说，PM2.5这样的问题小学生都能看得出，但是，建议制订“离任国家领导人礼遇条例”、建议制订“退休官员待遇规定”、建议取消五年计划、建议取消书号和刊号限制等提案，可不是一般人琢磨得出来的了。所以，你就不能不由衷地向葛剑雄委员伸出大拇指。

有人曾问我，中国的政协是不是类似于美国的参议院？我说胡扯，完全不搭边。那像外国的什么？没任何可比性，政协是中国独有的政治建制。最近似的呢？大概是英国的上院吧，它的成员是贵族，而且不用选举。不过要强调两点：中国的政协不是议会，没有立法职能；中国采用共和政体，不搞公侯伯子男之类的贵族封号。这样的封号咱们国家以前搞过，是王朝时代；可现在是共和国了，大家常听到的荣誉称号是“英模”、“劳模”等等。

在一定意义上，把政协委员身份理解为一种“荣誉”是靠谱的，俞主席在今年的政协工作报告中就说过这样的话，网友们可以查证。政协是卧虎藏龙之地，有很多名人，有不少名门之后，更有一些堪称国宝的科学家。人家为国家做出了那么大的贡献，给他们以“荣誉”理所应当。这样做，对国民也有示范和激励作用。除了名人、名门之后和国宝级科学家，其他政协委员也大多是各界的优秀人才，尽管不一定达到了顶尖级别。

当然，委员身份不仅是“荣誉”，更意味着“责任”。俞主席在报告中特别强调了这一点。用葛剑雄教授的话来说，政协会议期间，委员是“公共产品”，因为你要参政议政。按照我国的制度安排，全国人大是最高权力机关，具有表达国家意志的立法职能，所以，对“人大代表”的要求应该比“政协委员”更高一些。人大和政协都有党政官员。他们是“专业实践型”的领导者或管理者，治国理政的能力总体来说为一般的代表和委员所不能比。撇开党政官员不论，大家可以评一评，人大代表和政协委员的议政能力谁表现得更强？假如评估结果是政协委员总体上略胜一筹，那么，这样的评估结果并非充分证明了政协委员推荐-委任制产生方式的“优”，而在更大程度上反衬了既有人大代表选举方式和实施过程的“差”。我在一篇日记中提到，选举问题对人大来说才重要，可从这个角度得到部分的解释。

政协在当代中国权力系统中的定位要不要比“协商机构”再高出一点点，是一个可讨论的问题，但在实践操作层面，长期形成的路径依赖很难改变，况且，宪法修改和政协章程修订也涉及非常复杂的程序。但是，作为一个委员，我对政协在良好国家治理中发挥更大作用充满了期望和信心。这并不是因“屁股指挥脑袋”才说出的话。我们都清楚，今日中国已经从一个“匀质”社会变成了“多元”社会。政协有那么多的界别，恰好可以在多元社会的合作治理方面发挥自己的特长。同样重要的是，民主化和信息化两股现代性浪潮在今日中国合流了。在前互联网时期，麦克风只在主席台，传播接近于单向。但新媒体的广泛使用大大降低了普通公众的介入门槛。尤其是年轻的一代，他们没有切身体验过政治高压，对政治参与的顾虑更少，热情更高。所以，反映社情民意，接地气，回归“草根”，应该是政协这个原本略带“贵族”色彩的协商机构，在现代国家治理中更好发挥作用的一个重要转型路向，终究，不论是政协机构，还是委员群体，其价值位阶不独写在宪法和章程上，更印在人民的心坎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