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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晨：中国农村发展需要真正的村民自治
时间：2014-02-22 作者：刘晨 来源：共识网 查看：69 评论：0《村组法》的实施无疑确立了农村村民自治，以村民为主体的权力结构。村民自治从1988年实施以来，取得的效果并不明显，基层民主实践在国家政治体系中无法得到该有的发挥，顿时成为一个形式上存在的“口号”。
从权力主体上说，村民的选举权与被选举权几乎没有得到该有的承认。在农村社区，贿选的现象也是层出不穷，很多学者认为，这是因为民主并未在农民那里得到该有的训练，因传统中的实用主义发挥着主导村民行为作用，所以，一张选票得以被一些小恩小惠所剥夺和侵占。从这个方面来看，并不是因为政府没有实施合乎情理的底层设计，而是因为在民主操作上，村民自己没有尊重自己的权利，从而导致村民自治得以流产。但是，笔者并不是太过于认同这样的见解和分析。首先，不能把村民自治的失效归结于一个“尊重”或“不尊重”这么简单的层面，而是需要把制约村民自治的主要原因归结出来。只有摸清主要因素，才能把问题迎刃而解。从笔者二零一三年年底在湖北省荆门市Z村调查的第一手资料来看，我们不妨把权力结构放置在村民自治这一套基层民主实践当中。为什么要选择这样的一个切入口呢？笔者认为，从社会学的角度出发，制约人行动的无非是“结构”（吉登斯）。村庄权力结构往往是被顶层权力设计和安排的结果，而村民实施自我权利必须在权力框架内。权力结构的运行逻辑往往会导致村民的行动及其结果。从调查的数据和资料来看，村庄从1958年人民公社开始以后，并未发生大的变动，甚至权力结构也没有发生松动，只有不同的权力主体在发生位移，抑或是把村庄的权力主体变换名称而已。这就妨碍了村民的权利实施，因为没有合理的渠道供村民去参加选举与被选举。其次，村民自治的确是给予了村民权利，但是没有在村民的外部给予该有的身份承认。是把村民承认为农民，还是其他？如果是农民，那么这种被政治分配的身份，是没有权力象征的，只是作为一种居民或村民的存在，它意味着在一个村庄社区内生存，而不是生活。既然是生产，那么就没有权力施展可能。权利如果被尊重，那么政府应该承认农民的公民身份。华中师范大学徐勇教授、项继权教授的提倡就是“把公民的身份还给农民”。所谓“还给”就是赋予其该有的权利，而不只是把农民当作生产的主体。问题是怎么样赋予农民以公民身份，再进行村民自治的实践？反过来说，如果真正的具有村民自治，那么农民自然也成为了公民，而不仅仅是生产者或居住着的身份。这一点，有待学界的进一步研究。再次，从国家权力体系的大格局来看，村民自治的基层民主实践并没有大环境的支撑，而是一个底层的小范围尝试。这无疑有了新权威主义的“试错机制”色彩。但是，这样的试错只是停留在表面，而没有真正的实践下去。基层民主的实践，意在对中国社会的民主政治推动，自上到下的改革进程如果遇到从下到上的“转型逻辑”（孙立平，2014），无疑是非常危险的。关键还是没有赋予农民的公民身份。因为，从历史上看，革命的发生往往都是从下倒上的“底层社会运动”（主要是阶层的利益之争），如果转变其权利模式和思维方式，想必也不会害怕民主实践遭遇“转型逻辑”的困境。所以，从上述分析来看，有一个非常清晰的线条和逻辑。如果从村庄权力结构上破局，再赋予农民公民身份，想必村民自治也会实施的较为顺利。再加上对村民自治的外部大环境的政治支持，那么，农村的问题也就会迎刃而解。村民自治的真正实施，需要以上三个步骤，一一进行，也需要村民的底层努力。如果不破除村民自治的困境，不真正的实施村民自治，那么农村的困境，将无法得到缓解。正如某些学者所言，真正的村民自治才是农村的主要出路。二零一四年二月二十一日作者单位：兰州大学社会学与人口学研究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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